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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近代“墨学狂”
发表时间:2018-05-31  |  点击率:5394

  梁启超是20世纪宣传墨学、研究墨学首屈一指的代表。在新旧学说相互碰撞时,梁启超将墨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梁启超号“任公”“兼士”,就渊源于对墨学精神和墨子人格的叹服。梁启超认为,“任”是传统墨学的根本精神,即“士损己而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神圣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正因为梁启超对墨学的陶醉,被挚友夏曾佑戏称为“墨学狂”。
  梁启超的墨家研究得益于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在考中秀才前,他随其祖父、父母的言教去钻研八股文;另一途径是在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当时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及后来师从康有为。在学海堂读书期间,他学习考释、辑佚、辨伪,同时进行词章学、文字学的基本训练。
  在康有为创设的万木草堂,梁启超对传统墨学更是心仪,用他自己的话讲,即“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之论”。
  此时,前辈的提携与鼓励,也让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更为坚定。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倾注十年心血撰成《墨子间诂》十五卷。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
  1895年,孙诒让将自己多年校注的《墨子间诂》寄赠梁启超。孙诒让还致书梁启超,认为对于墨家“宣究其说,以饷学子”。1896年,梁启超指出,“守旧之风不敌开新”的时候,应该提倡中西学并举,他认为“墨子之学当复兴”。在创造近代新文化的运思中,与康有为着重改造儒学不同,梁启超更看重从诸子百家中吸取有用学说。
  而新学的涌入,为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插上翅膀。万木草堂四年的学习使梁启超眼界大开,他接触到当时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历史、法律、地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电学、机械学等图书,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大量接触到西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日文的转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此时,他一方面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各门科学、学说,另一方面,开始以西方近代思想和研究方法重新认识和整理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进行全面省思,进而为思想启蒙服务。
  梁启超博闻好学,“凡事都有兴味”,时时刻刻“以今日之我伐昨日之我”。他没有辜负学界前辈的期望和重托,以其深厚而扎实的国学功底,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墨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发掘,并以其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揭开了近代墨学复兴的序幕。(记者:卢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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