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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启示
发表时间:2018-01-08  |  点击率:532345
2016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6XJY25,文化自信视角下的高职弘扬墨子工匠精神研究             摘要:墨子的教育思想蕴涵着职业教育的基本理念、目的、内容与方法。 他主张通过教育救世利民,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实用人才,以谈辩、说书、从事作为教育内容,采用学思结合、述作并重、志功合一的教育原则与方法。墨子职业教育思想对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增强学生表达能力、提高教师知识创新能力、建设职业教育特色校园文化等方面具有启示。         关键词:墨子;职业教育;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原则与方法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前390年),伟大的教育家墨子就开始实践职业教育。墨子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个集文、理、工、农和军事等学科于一体综合性私立平民学校。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教育思想,蕴涵着职业教育的基本理念、目的、内容与方法。          一、教育理念:救世利民  墨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小邾国,即今日的山东省滕州市境内。墨子所处的时代,战争连年不断,社会动乱不安。他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经过艰苦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界观。他认为天下不太平的根源皆起自互不相爱。“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墨子?兼爱中》)。墨子选择教育作为救世办法,通过“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爱中》)的理想社会。         通过教育发展生产力。墨子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认为“不与其劳,获其实”(《墨子?天志下》)是天下大乱的根源之一。教育人们,必须强力从事,勤劳致富。墨子在与吴虑辩论“教”与“做”的问题时,最后得出:“教育人耕者,其功多”,充分肯定教育对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如果天下劳动人民都能受到一定的教育,劳动技术等方面都得到提高,社会生产力必然会得到巨大的发展,“匹夫徒步之士”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质。他还从物质文明建设出发,进行了广泛的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从俭求富、利民生财、劳动致富的教育。[1]         培养实用技能。墨子特别主张普通平民不仅要学会读和写,而且要求掌握某种生产技术,有一技之长,能勤勤恳恳地做一定的实际工作,有一定服务社会的真实本领。生活上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求享乐,“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认真遵守、严格执行墨家所规定的各项纪律制度。         教育对象面向人人。墨子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与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所以把“匹夫徒步之士”和“王公大人”都作为自己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农与工肆之人”。面向天下,在民间广泛招生。招生办法灵活多样,有推荐入学、上门动员入学等。他认为人性是平等的,主张个个要学习、人人受教育。         墨子的教育思想有着治乱世救万民的人民性、平等性。他希望通过教育唤醒广大民众的觉悟,提高广大民众的智能,探索出一条救世利民的道路。他把教育事业提高到关乎天下兴亡、人民富贫的高度,认识到国家的治理、人民的安康都需要人才,而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而且,他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术的各行各业专门人才。[2]          二、教育目的: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墨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尚贤”,即崇尚贤人。贤人,即“贤良之士”,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是德才兼备的人。[3]他把这些人看作国家的珍宝、社稷的梁柱。他声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所以他把“尚贤”看作是“为政之本”,即把选贤使能看作治理好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贤人”具有“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三个方面的要求。         1.厚乎德行         “厚乎德行”是人才首要标准。“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上》)。强调“德”的先决地位,有继承儒家思想的一面,但也有与儒家所言“德”不同的地方。[4] “德行”是一种人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外在表现,是指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因此,墨子更强调“德"的功利性和实效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重“义”顾“利"。“仁,仁爱也。义,利也”(《墨子?经说下》) 。“义”是道德主体发出的对于道德客体有利的行为。“义”与“利”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属于不同的范畴:“义”属于感情范畴,而“利”属于经济范畴。墨子的“义”即公众的、他人的、公益的利。墨子把“义”与“利”二者相统一,利用“利”来规定“义”的内涵,把仁、义和爱的道德观念同利益功利联系起来。墨家认为主体有自觉爱他人、利他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为国家、人民做好事,就是“义”,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就是“利”。所以,墨子把“兼相爱”和“交相利”并举,清晰地反映了墨子义利统一和重视功利的思想,也反映了劳动人民之间相互关心、互相帮助、互利互惠的传统美德。         二是“厚德”重效。墨子把行为的动机作为“志”,行为的效果作为“功”。墨子强调动机和效果统一,不能偏废,要求“志功合一”。可见,墨子对人才“德”的标准,不是停留在思想理论的层面,而是把它归属为实践行为问题。厚乎德行,就是要注重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根据“德”的标准对行为进行取舍,对行动效果进行善恶评判。         2.辩乎言谈         辩乎言谈,简单地说就是能言善辩。墨子“辩乎言谈”是对人才提出“能"的要求,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论辩人才的需求情况,也是社会对人才论辩能力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各诸侯为了在军事斗争、政治外交中赢得更多支持,战胜对手,急需论辩人才。对于贤良之士而言,必须具备高人一筹的论辩技巧,才能让诸侯采纳自己的救世治国主张。墨子要求“兼士”必能言辩,这是为他们进入社会能够“上说下教”、“劝以教人”奠定基础。         古代“辩”与“辨”相通,后期墨家说“辩”包含“辨”,即辨别、分析的意思。“辩乎言谈”的“辩”,包含了现今所说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内容。墨子十分重视“言辩”的作用和方法,“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辩的总任务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墨子?小取》),即认识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讨论搜求各家言论的是非得失。墨家在逻辑思辨方面,较之先秦其他诸子要发达得多,其成为中国逻辑学的源头和世界三大逻辑发源地之一。         3.博乎道术         “道术”是指做事的规律和技术。“博乎道术”是指墨子注重培养通晓事物规律,多才多艺、多技多能的实用人才。“博乎道术”是墨子对人才能力提出的总要求,能够完全达到的人,并不多。所以墨子要求“贤士”至少要掌握一种或几种“道术”,这就好像“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可见,墨子对人才能力要求是以“博才”为总要求出发,而又落脚在“专才”要求上,即所谓“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 (《墨子?耕柱》),墨家根据弟子特点授受“谈辩”、“说书”和“从事”等不同的教育内容,使谈辩者从政游说各国,说书者为师传播学说,从事者生产劳动制作器具。         三、德行教育:兼爱、为义         1.兼爱         “兼”是会意字,原意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兼有、兼顾。“兼”在《墨经》中有“整体”、“全部”的含义,跟“尽”、“俱”、“周”等词意思相同,彼此可以相替换,“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是人与人之间普遍地、平等地相爱互助。         墨子在阐述“兼爱”学说时,提出“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就像为自己的道德原则。“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对待别人的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国家,对待别人的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天下的人们都相爱,强大的不控制弱小的,人多的不劫掠人少的,富足的不侮辱贫穷的,尊贵的不傲视卑贱的,狡猾的不欺骗愚笨的等等。也就是说,要事事处处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孙中山先生对此高度称赞,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兼爱”的目的即要能做到“兼而爱之,从而利之”,“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 “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对老而无妻子者,要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对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要有所收养,以长其身。尽力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2.为义         墨子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义”,其弟子在处世行为中,把“行义”看得重于一切,“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墨子的“义”被定义为公众的、他人的、客观的利。而这种义(即公利)同私人的利(功名利禄)相比,前者高于后者,即公利高于私利。         墨家把“为义”作为他们的全部事业,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墨子把“为义”作为人生的目的,即为实现道德仁义的理想、维护公众利益而奋斗。他认为要克服个人主观的感情和爱好,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实现仁义的事业,就能成为圣人。墨子在青壮年时代,就已被称为“北方的圣人”。         墨家用“义”来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要求人们在生死、贫富、亲疏面前,必须以“义”为原则做出选择,即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上》)。墨家弟子为“义”可舍去一切。“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生死利若,一无择也”(《墨子?大取》),意思是砍断指头和砍断手腕,如果二者利于天下相同,那就无所选择了。生和死,如果二者利于天下相同,那也就无所选择了。墨家这种贵义精神,既有平治天下的胸怀,也有大侠的仗义,更有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多年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对国人品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墨子自己终生“席不暇暖”,一生都能坚持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和高尚的人格去感化学生。墨子面对楚王的优封厚禄,不肯沽名钓誉,尸位素餐,不为五百里之封而动心,此“义”举被传为美谈。墨子思想激励着墨家弟子去实践、奋斗。如墨家弟子阳胜死守阳城,“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墨子“为义”具有超越生死、不怕牺牲自己的精神境界。         四、教育内容:谈辩、说书、从事         墨子教育最大特点是满足时代要求的综合教育,社会当时急需什么样的人才,就开设什么样的课程。他创办的平民学校下设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社会科学院、理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和军事学院等。墨子的教育内容全面实用,所教学科大体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数学、物理和军工科学等。“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因此,“谈辩”、“说书”和“从事”是墨家的主要教育内容。“谈辩”,即学习谈话辩论技巧方法,培养政治说客,与之相应的课程有逻辑学、哲学和政治等。“说书”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者、教师,与之相应的课程有教育、经济、天文、数学和物理等。“从事”,即学习农、工和兵等实用技能,培养各种专门应用人才,与之相应的课程则有几何学、物理、光学、民用机械和军事技术等。         在教材使用上,除传统的礼、乐、射、御、书和数六艺外,墨子自己创作了一部博大精深的讲义《墨经》。这部《墨经》是一部综合性教材,后人誉之为“古代人类智慧的最高代表”,“十分少见的一部奇书”。以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的内容而言,《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和《小取》篇,可谓墨家培养谈辩者的教材。自《尚贤》到《非命》、《非儒》等二十三篇,则是墨家培养说书者的教材,而自《备城门》以下各篇,则算是墨家培养从事者的教材。         五、教育原则与方法:学思结合、述作并重、志功合一         1.学思结合         墨子在教学中很注重学思的结合,他认为在学习时,不但要知其然,更要认真地思考其所以然。在《墨子》中,有许多“是故何也”、“何以为”、“何以知之”、“何自”等关于究其所以然的表述,就是要求弟子们开动脑筋,多加思考,注意学思结合。墨子注重思辨,并开创了“辩”学,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他在逻辑学上首次提出了“类”与“故”的概念,“故”就是原因或理由,“类”就是比类、类推,就是用类概念进行归纳推理以断事,实际上已包括了逻辑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两条根本规律,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创造性的贡献。墨子不仅发现了这一重要的逻辑原则,而且也用于教育弟子,并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中,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功绩卓著。墨子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进行系统逻辑学教育的第一人。         2.述作并重         墨子十分注重创造能力培养。他说:“今述而不作,是无异于不好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墨子主张应继承古代的优秀遗产,但还要有创造精神,使善的东西更多一些。这既反映了墨子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也体现了他重视创造教育。[5]          墨子不仅是一位科技发明家、能工巧匠,而且是一位科技教育家。墨子由于当过工匠,因此十分崇尚操作技艺,重视实践,在科技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有“科圣”之誉。墨子善于总结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经验,并把经验转化为在当时属于原创性的科技知识,包括力学、光学、几何学等。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行系统、广泛地研究的古代科学家,并且通过教育把科学和技术加以传授和推广,也是科技教育的先驱。  墨家在科技实践中,创造了科学实验的方法,这在科技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说明,我国科学实验法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产生了,远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墨家利用实验法进行科技教育。因此,实验教学方法在当时也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3.志功合一         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者。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即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不是简单依据其动机或结果,而是强调“志”(动机)和“功”(效果)相结合。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墨子反对仅停留在言谈而不从事实践的人。对此墨子指出:“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墨子·兼爱下》),就是讲话必定要守信用,行为必定要有结果。可见,墨子要求弟子必须言行一致,不管是生产还是战斗,都要求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所以墨子门下聚集很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         六、对发展职业教育的启示         墨子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蕴含职业教育的理念,可以说墨子是开创我国职业教育的鼻祖。他还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毛泽东同志在评点古今人物时,就认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是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我国近代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作用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2014年6月,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黄炎培、习近平与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职业教育就是服务社会发展的教育,具有人民性,是平民教育,就是让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让人人成才,人人出彩。现在,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入发掘墨子教育思想的精华,弘扬中华传统职业教育文化,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培养服务社会发展的人 墨子为了实现救世利民,根据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造就“谈辩者”、“说书者”和“从事者”。墨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并且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墨子这种主张对于当代教育仍然有着很大的启示。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假若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不能适应社会,无法为社会发展服务,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不成功的。         2.注重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 墨子不仅提出“兼相爱”,还要求“交相利”,“合其志功而观焉”。人与人之间应平等地互助相爱,并做出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把思想动机和行动效果结合起来评价人和事。因此,职业道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教学、理论学习,而要让学生行动起来,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提高职业道德教育实效。同时,改进思想道德评价办法,把动机与效果相统一,以效果为重。         3.加强学生表达能力培养 表达能力主要包括口头语言表达和书面文字表达能力。一般认为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而往往忽视表达能力的培养。但实际上,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表达能力至关重要,关系到怎样展现自己的观点,怎样与人沟通交流。现在的高职学生,由于受中学阶段应试教育影响,文化成绩不高,自信心不足,表达能力不强。进入高职学习后,学校更应开设相应课程、创造各种条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为其未来职业发展作好准备。墨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非常重视“辩乎言谈”,并创立了“辩”学,值得我们弘扬借鉴。         4.提高教师知识创新能力 墨子是能工巧匠,在土木工程、机械制作及民用生产生活器具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墨子善于在生产过程中提炼出科技知识,整理成力学、光学、几何学等,结集为《墨经》,并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弟子。职业教育对教师素质要求非常高,不仅要能传授知识技能,能实践动手制作,还要能知识创新,能从自己的技术实践中,把隐性的技术知识,总结整理成教材,传授给学生。也只有这样,职业教育水平才能不断提高。这也为我们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方法。         5.注重职业教育特色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当前,职业院校普遍开始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但目前职业院校校园文化的职业教育特色不明显。一些学校为丰富校园文化,建设了一批人文景观,在学校挂上教育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政治家的肖像。这些像的主人的思想与职业教育的理念往往格格不入。职业院校的校园可以挂工程家、实业家、技术能手、劳动模范、创业典型的像。可以把墨子像请进职业院校校园,[6]以弘扬尊重劳动、重视技术的精神,促进职业院校形成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参考文献         [1][2]李广星.墨学与当代教育[M].中国书店,1997:17,40.         [3]孙中原.墨学通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25.         [4]薛金东.《墨子》人才思想探论[D].苏州大学,2007.         [5]李绍崑. 墨子:伟大的教育家[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0.         [6]王继平.把墨子请进职业院校[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34):63-64.         文章来源:《文化育人》第4辑(2015)作者: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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