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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寒:略述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
发表时间:2018-01-23  |  点击率:53506

历史上不论哪家学说,都是在一定的生活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要想理解某种学说,就必须先弄清这一学说的创建者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正确理解某一学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研究墨子,就应先弄清他的里籍。50年代初,我曾就墨子里籍问题,请教过我的老师童书业、王献唐二位先生。童先生说:“我看,墨子应是你们滕县人……。”王先生说:“童先生的说法值得重视。”两位老师都要我作一个详细考证。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不能从事史学研究,遂搁置了起来。1978年秋,我重回母校——山东大学任教,才得重理旧业。不幸的是,童、王两位老师都已成了古人。为了不负两位老师之雅望,我下定决心将墨子的里籍考证清楚。为此,我遍查了我国所有的古籍及四十多部有关的地方史志与考古资料。经过我多年的细致分析探讨,充分证明了童、王两位老师生前所作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年来,我先后发表了六篇考论性文章,以坚实的资料说明墨子的里籍,应在古代小邾国境内一个名叫“滥”的地方。按小邾国亦即古代的郳国,在春秋初、中期它原是宋国的附庸,到了春秋末年为鲁国所有,战国初期又为齐国占领。不论说墨子是宋人、鲁人或齐人,其里籍都在古代小邾国,即今之山东滕州境内。我这些考论发表后,曾获得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赞同。后来我又将这些考论提交给墨学国际研讨会,请与会的中外学者批评指正。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我对墨子里籍的考证是可信的。为了肯定这个考证,滕州市特将任继愈教授题写的“墨子故里”及杨向奎教授题写的“墨子诞生地”,刻制了两块 2米多高的大碑,分别竖立于“墨子纪念馆”内及滕州火车站下的广场上。另外,还建造了一座12米高的墨子大铜像及一处与邻县的孟子庙媲美的“墨子纪念馆”。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关心墨学的先生们常来信问及此事。为不负诸公之雅望,我愿就此作一简要的回答: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与在《孟子》书中所看到的墨子里籍完全相同。谨将我所写的《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一文公布于此。小文大意如下:

      我认为,在先秦诸子中,最了解墨子的莫过于孟子。其理由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孟子出生时墨子尚健在或逝世不久;(2)他们同为邹鲁居民;(3)孟子的青壮年时代正值墨学盛行,他对墨学作过全面而深刻的研究;(4)墨子对孟子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可以说,孟子的学说主要是继承孔、墨两家学术遗产而形成的。在孟子的学说中,不仅“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就是他的王道主张,以及仁义、禅让、诛暴、反战等思想,也无不是从墨学里派生出来的。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再说他们的文章,也都是用邹鲁地区流行的口语(采用也、乎、焉等语助词)写成的新文体。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似乎孟子是墨子的杰出弟子!”(孙中原:《墨学通论》,318)后来的孟子看到墨子的兼爱学说,对周族的血缘宗法制有巨大的破坏性,他这才站在他们孟孙氏等贵族的立场上,操着儒家的枪法,对墨学进行狙击。常言道,“堡垒易于从内部攻破”,由于他是从墨学中走出来的,所以说他的抨击给墨学带来的损害也最大。以上这些,都说明孟子对墨子的了解比谁都深切。因此说,他笔下的墨子里籍,也比任何说法正确。可惜的是,两千多年来,人们竟把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给疏忽了,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孟子》一书,看看这位老夫子对墨子的里籍是怎样描述的吧!

      孟老夫子在《孟子·离娄》里曾这样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晋国人称史书叫《乘》,楚国人称史书叫《梼杌》,鲁国人称史书叫《春秋》,其实都是一样的。孟子的这句话已明确告诉人们说:墨子既不是晋国人,也不是楚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鲁国人。何以见得?这不明确地摆在那里嘛:如墨子是晋国人,他自然会把史书称之曰《乘》;如他是楚国人,也会称史书叫《梼杌》;但他每逢谈起史书,不是《周春秋》,就是《齐春秋》、《燕春秋》,甚至《百国春秋》等,这不清楚地说明他是鲁国人吗?我国自清代以来的朴学大师们,无不以语言文字作为了解古代历史的“活化石”。他们曾说:“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9l)现在,我们用这把“秘钥”来探寻墨子的里籍,已是学术界公认的好方法,它所求得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再看孟老夫子在《孟子·尽心》所说的另一句话。他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这句话里,也含有墨子的里籍问题,只因人们多受了“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潜语)的影响,对这句话习而不察地马虎过去了。有人或问,从这句话里怎么能看出墨子的里籍来呢?如果能把孟子这句话里的摩顶放踵四个字弄懂,就一定能看到墨子里籍之所在。这四个字究竟怎样讲呢?《孟子》的权威注家赵歧说:“摩秃其顶,下至于踵。”他这个注释,仍令人迷惑不解:人们在路上奔走,磨破脚跟是常事,怎么会“摩秃其顶”呢?以我看来,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求助于古代民俗学。从古代民俗学的资料看,邾娄或邹鲁地区的居民,自古就有头顶着东西走路的习俗,所以常“摩秃其顶”。怎么知道邾娄地区的居民有戴物走路的习俗呢?这在古文字学里有确切证明,例如邾娄人的字,就是一个人头顶着东西走路的象形字。《说文》娄字,古文作“※,就是根据头顶着篓子的妇女的形象写定的。※”是编织的一种席纹容器。古人常有以族名命物名,或以物名命族名的习俗。因为邾娄人常顶“※”走路,所以“※就名之日了,后又加竹头就成了“篓”字。王献唐先生说,“戴篓之俗,自周、汉迄今尚存其制,皆邾族遗风”(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115)。王先生的这条考证,已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成人头盖骨所证明,这些先民的头盖骨都有因戴物而留下的痕迹。“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公认为东夷人,也就是邾娄人。经考古学界考定,邾娄人最早即生息发展于邹鲁地区。这里的居民戴物走路的习俗,自远古起,一直到孟子时代还普遍盛行。怎样知道的呢?是从孟子与梁惠王和齐宣王的谈话中得知的。孟子曾劝说这两位国王行王道,他说,如君王行王政,“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的这段谈话是说行王道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好了,文化道德水平也会随着提高,就不会再让那些花白头发的老人,背着和顶着东西在路上奔走了,但那些年轻人,却仍然还要“负戴于道路”的。这不就说明了孟子时代,邹鲁地区的居民仍保留着戴物走路的旧俗吗?墨子为了兼爱天下,头顶着行装到处奔走,以致“摩秃其顶”,这不正说明墨子是地地道道的邹鲁之人吗?

      学术界公认语言是考订古代史实以及典章文物的活化石”。春秋战国时期,邹鲁地区语言的语助词为“焉、哉、乎、也”。《论语》、《墨子》、《孟子》等书,都是使用以“焉、哉、乎、也”作语助词的邹鲁语言写成的,这也是他们三个同为邹鲁人的铁证。有人说墨子是河南鲁阳人。鲁阳在墨子时代是楚国的领地,当时楚国语言的语助词为“只、些、兮”三调。如《楚辞》的《大招》,其语助词用“只”,《招魂》即用“些”字,其他篇均用“兮”。“洪光祖补注曰:‘些,苏贺切。’《说文》云:‘语词也。’沈存中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192)墨子的文章,从来不用只、些、兮,这也说明他绝不是楚之鲁阳人。孙诒让曾斥“墨子为鲁阳人说,殊谬”,可见孙氏最具卓见。

      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与近年来我所作的其他考证相对验,都说明墨子的里籍应在古代小邾国所属的“滥”(在今滕州境内)这一地区,这已被学术界认定是正确的。我所写的“墨子里籍考”其他各篇,大多由张希宇收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墨子里籍考论》一书中,敬请参看,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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