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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墨家鲁班工匠精神
发表时间:2018-06-27  |  点击率:53150

当前,在国家倡导和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为建设制造强国的要求下,开展对墨家学派鲁班工匠精神的研究,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鲁班是墨家学派“服役者百八十人”的杰出代表,他在年龄上虽然稍长于墨子,但他们二人都同生活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他们既是同乡同辈,又同是精通制造器具的技艺匠人,共同服务于“兼相爱、交相利”墨家宗旨的坚定信仰者。因此,对鲁班工匠精神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固守传统的观点,也不能将前人的结论绝对化。而要转换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进行研究。我们认为,对鲁班工匠精神的研究不能孤立的进行,而要融入整个墨家学说、特别是要融入墨家科技思想中去研究,因为,他是墨家学派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他的高超技艺和发明创造,既脱离不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需要发展的要求,也离不开墨家学派群体的实际活动。因此,既要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又要运用整体性的系统方法,综合创新是发掘研究鲁班工匠精神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一、墨子与鲁班:“智者”与“巧者” 的分工关系

在研究鲁班思想精神的学者中,有不少学人认为历史资料太少,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认为不甚满意,难以深入研究。持这种意见是可以令人理解的,因为,以往研究的思路,将鲁班的技艺工匠精神孤立于《墨子》之外,特别是将鲁班与墨子论辩技艺的关系予以对立化,就难以将鲁班研究深入下去。但是,我们认为,任何科学研究,既离不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思维方法发展的水平,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内容的新发掘和新诠释。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诠释,不能采取全然固守而不敢向前推进一步的态度,而要依据《墨子》全书拓宽研究视角,将对鲁班工匠精神研究的方法转换的更为科学。

首先,如何看待墨子同鲁班关于工艺制造及制造成果社会效用的论辩,历来是有争议的,传统的看法,则诠释为胜者与败者的对立关系。这似乎有简单化之嫌。因为墨子与鲁班是同一学派群体的重要成员。他们之间关于工艺制造及其所制造的器具之社会效用的论辩,不是基于彼此对立之上的,而是基于对工艺制造及其所制造的器具最佳的社会效用方面,即如何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墨家学派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以及“非攻”、“节用”等政治主张。对此,墨子的认识和要求掌握的情况比鲁班要清楚的多深刻的多,认为制造出来的一切器具主要为有利于民生,而不能应用于享乐和征战。而鲁班的认识不是十分清楚,把握的也不够完全坚定。所以,在他们关于云梯之辩,“公输盘拙”而服之,就是很好的说明。不能把他们的争辩看作“巧者”与“拙者”的对立关系,应该看作墨家学派创始人与其重要成员关于提高艺技观的具体研讨。对此,不是笔者的纯逻辑推断,而是建立在多方论据之上的。

其一,墨子与鲁班既是同辈同乡,又同是精通制造器具的手工业者。任继愈先生依据《史记》等古藉文献和今人王献唐、童书业、杨向奎、张知寒等先生的考证,认为墨子与鲁班同为邾国人。并进一步指出,近人从墨子学术文化渊源、文化类型研究成果看,墨家学说应属邾娄文化,即邹鲁(邾娄)文化系。因邾早于鲁,邾文化也比鲁文化先进。任先生说:“鲁文化始于周公,邾文化可上溯到夏、殷。邹鲁文化都尚和平,反对战争,讲仁义。春秋战国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以邹鲁为最高。古代舟、车、服、用器物,多称以邾或娄,可推知来自邾、娄地区。相传古代造车的奚仲,其基地距墨子故里木石镇不过十多里。与墨子同时的公输般也生长在邾娄北端的卞山下。(参见王子襄《泗志钩沉》)”方授楚在他的《墨子源流考》中说:“邹鲁地区。其俗喜学术,好技艺,颇似希腊之雅典。明乎此种关系,则鲁为儒术最盛之邦,又为墨学渊源之地;以技巧言,输之攻,墨子守,乃同出于鲁人;庶可恍然知其故矣。”由此可见,墨子与鲁班既同辈同乡,又同时同业。鲁班是专注工艺制造的匠师,由于文化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局限,则不善于关注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变革,墨子不仅善于关注工艺技术,因受业于儒,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历史文献,故更是善于关注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变革。鲁班与墨子的此种差异,不是本质性的对立之异,而是总工程师与技术员之间差异。

其二,墨子与鲁班关于工匠技能和制品的社会效应认识上之差别,是“智者”与“巧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二人在匠人技能和创造的目的及社会效应问题上,墨子的着眼点,首要是服务和服从于墨家学说的根本宗旨,看作是“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耕种”等主张的具体支撑与载体。鲁班的着眼点,是制造器物的具体使用、耐用和美巧,对服从和服务于墨家学派的根本宗旨,则考虑不足,其视野不如墨子之宽广。但是,他们对于一切设计与制造,都要以社会“兴利”、“节用”为基本目标,并作为衡量制造物好与不好的准则。在《墨子·节用上》中说:“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这里表明,他们不仅注重“兴利”原则,同时还要求制造的器物“加轻”,即“轻便”原则。并以圣王施政制造出符合“加轻以利”兵器的原则要求为例,说明“兴利”、 “轻便” 目的和原则的要求。在《墨子·节用上》中说:“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从最后一句看,墨子认为设计制造器物,不仅要注重“加轻以利”的原则,还强调“节用”,即所谓“用财不费”。《墨子·节用中》就是一篇研讨车船设计与制造如何坚持“节用”原则和具体要求的篇章。其中说:“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他们认为,只有去“无用之费”,才能实现“圣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之大利也”。

因而,我们认为,墨子与鲁班在技艺及其社会作用观之差别,是“智者”与“巧者”之差别,不是“智”与“巧”的对立关系。在《周礼·考工记》“总叙”中曾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知者不仅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而且在文化素养上也是出众的,是属于设计的智者;“巧者述之,守之世”,是按照设计方案制造器物的巧工,“巧者述之”就是照着知者对器物的设计之道,从事制造所设计的器物,故属于“述”者。述者多为师徒个体之间传授工艺的,是为“守之世”。《荀子·儒效》篇中曾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就是说明述者守之世表明了“知者”与“巧者”之别,也就是设计与制造的分工区别。史书曾有“巧拙之辩,墨子大巧”之说。事实上,在墨家“工百八十人”的这个庞大的手工劳动者群体中,有两个层次方面的分工。其中少部分人是属于“知者创物”的设计者群体,墨于是其中的主导人物;大多数属于“巧者述之”的制造者群体,鲁班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墨子》书中的主要论述看,当时墨家制造的任何产品都是集体协作的产物。故有匠人、轮匠、车者、舆者等不同工肄。在《吕氏春秋·审为》篇和《淮南子·修务训》篇,都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的重要历史事件,并就“云梯”之辨,得出“公输盘之失,墨子之得”的结论。在《墨子·公输》中,也确实有“公输盘服”的记载。但是,如何看待这个“结论”内涵的实质呢?笔者认为,不能把这个“结论”的内涵理解为墨子与公输盘是对立的关系,更不能理解为“胜者”与“败者”之分。而应理解为“知者”与“巧者”之间,由于协作分工不同、视野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墨子与公输盘关于‘云梯’及其社会作用的研讨与试验,反映了墨家工肄群体中对制造物的研究与试验工序关系,反映了墨子与公输盘对制造器物“知”与“巧”的差别关系,而不是“胜”与“败”的对立关系。

二、鲁班工匠精神的主要特征

鲁班被史称之“天下之巧王”,这虽有其自身技能决定之,更有其历史发展和墨家科技思想特征的必然性所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之际,生产力也空前发展,百家争鸣空前兴盛,各种学术思想获自由发展,各种学派林立。但只有墨家的科学技术思想的成就,远远高于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派在内的其他学派。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墨家群体自身特点决定的。墨家群体完全是由从事工艺的能工巧匠组成的,是当时获得大发展的手工业者集团,鲁班是其中一名重要的杰出成员,因为他的工艺技能达到了“巧”的水平。其工匠精神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为确保器物的设计与制造的品格和质量,必须依于“法”。这个“法”就是矩、规、绳、悬、水等规定的数。在《墨子·法仪》篇中记载:“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园以规,直以绳,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这里反映出以鲁班为代表的“百工”制造器物的功法,其中“规矩”是最基本的,是制造任何器物必须遵守的,也是制作出的器物是否“巧作”、即是否雕刻细琢水平的准绳。所以,在《墨子·天志上》中载有:“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之方园。”《孟子·离娄》篇也载有:“离娄之明,公输之巧,不以规矩,不能使人巧。”鲁班的工匠精神之巧,在于强调工依于五法,以及在具体制造器物中的运用,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效应。关于这一点,在《荀子》与《韩非子》中可以见到,如“圜者中规、方者中矩”。“巧匠目意中绳,然无以规矩为变”。这样的记载,在其他古书中也能见到,说明在手工制造业中,依于“规矩”是普遍的,从而说明规矩在制造器物中的重大作用。由于严格依于“五法”进行制造器物,所以制造出来的器物都是“工巧”的,人们使用起来,既美观又舒适。在《墨子·节用中》篇曾说:“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人速至,此车之利也”。由此说明,生产出来的器物之工巧,不仅器物在自然形态上是美观的,而且器物在人文内涵上,它让人使用起来感到舒适和轻便。鲁班工巧之所以影响至今,与此是有关的。

第二,为制造器物不断创新,特重视机械原理的确立。在墨家百工制造各种器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确立机械原理的重要性,也是以鲁班为代表的“巧者”所关注的。如《墨子·备穴》篇关于“颉皋”(即杠杆)制作方法的经验,《墨子·备城门》中关于“悬门”、“转身机”、“籍车”等等守城设施之设计和制造的经验,特别是《墨子·备梯》中关于“云梯”的制造和使用的论辨,都需要进行总结,制定出其机械原理,加以记载,以助传播和运用。清人俞樾在为孙贻让的《墨子间诂》作“序”中说:“墨子维兼爱,是以尚同。维尚同,是以非攻。维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这既是对墨家科技思想的总结,也是对墨子及其门生弟子重视制造机械原理的赞扬,而鲁班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关于“云梯”和“木鸟”的设计和制造,其机械原理思想是丰富的和科学的。制造云梯,就涉及杠杆、滑动、滚动、车梯构造等机械原理。

如对“桔槔”机械原理的论述是比较深入的。“桔槔”即杠杆原理,它的发现是一种减轻人的劳动强度的重要事件,《墨经》中的解说是全面的。在《经说下》中:“故招负衡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不胜重也,衡加重于其一句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

这是对“桔槔”制造原理的说明。“桔槔”的制造一般是用一直木立于地上,再用一横木联结在直木的上端,即称之为“衡”,衡与直木的交点应偏近于衡的左端,使交点左边木短而交点右边木长,短端称“本”,长端称“标”,标长就重,本短就轻。重者必下垂,轻者则上挠,下垂是俯,上挠是仰。这就是杠杆原理及其应用。“桔槔”得以应用的关键在于“本短标长”,在于支点位置适宜,保证了“标端”重力力距能胜过“本端”与所系器物的重力合力距,故称之为“极胜重”。

鲁班制造云梯、木鸟和悬门不只涉及到杠杆和滑轮机械原理,还涉及其他机械原理。作为木工鼻祖鲁班的多种技能经验之理论升华,在《墨经》中的反映也是多方面的,是需要我们要进行认真发掘和研究。如关于滑轮装置的机械原理,《墨经》中也有记载。《经下》记载:“契与技板,说在薄。”依据孙贻让辨析,此句应为“絜与收仮说在权”。“絜”指用力把重物向上提升,“收”指自下拽之。故絜与收这两种动力是相反的。《经说下》则作进一步说明:“絜有力也,引无力也。不正(谭介甫辨析‘正’字应为‘必’字),所絜之止于施也。绳制絜之也,若以椎刺之。絜,长重者下,短轻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绳直权重相若,则正矣。收,上者愈丧,下者愈得,上者权重尽,则逐絜”。这里说明了滑轮这种机械构件和装置原理,以及应用的基本方法。

第三,为确保制造器物的最佳实际效用,很注重对制造器物的模拟试验。鲁班与墨子一样十分注重对制造出来的器物进行模拟试验,检验器物能否达到设计的预期效果。墨子与鲁班关于“云梯”效用演示之争,字面上是墨子为止楚攻宋。但从墨家手工集团十分注重技艺发展的思想实质看,二者关于“云梯”效用的演示,是一次很典型的模拟试验,《墨子·公输》记载,墨子止楚攻宋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墨子与鲁班关于“云梯”效用的模拟试验之上。公输盘,即鲁班应楚国之聘为楚国制造了云梯,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行程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与公输盘论争攻宋是不当的,“宋何罪之有”。并进一步与楚王论说不可攻宋。但楚王相信鲁班为他制造了云梯,必能取宋。“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域,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公输》中记载的这段墨子与公输盘和楚王的对话,既有哲学层面的意义,更有科学技术史层面的重要意义,因为公输盘和墨子实施的攻防演示,具有对科技器物进行模拟试验的典范意义。因此,鲁班不仅有高超的工艺技能,制造出“加轻以利”的器物,而且开创了对新制造的器物进行模拟试验的先河。这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鲁班工匠精神的再一显著特征,就是完善舒适的人文精神和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的土木工匠都称他为“木工祖师”,编撰中国古代科学家史的学者,都将鲁班列为首位,当代中国优质工程最高奖项,称鲁班奖。为何如此呢?因为,鲁班的工巧制造不仅含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而且更彰显了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木结构建筑体系。有意思的是,2010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两位《光明日报》的记者,在他们驻足上海世博园中国馆前,仰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的大门,一个巨型“斗拱”腾空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同声感叹到“行走在这里,人们仿佛看到‘木工祖师’鲁班精工细作、巧夺天工的身影。”(见2010年4月11日《光明日报》第4版)我们认为,这里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深层意蕴,就是“木工祖师”之木工之巧。从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看,木工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按照木工劳动的要求,要做好一件器物,其构件一定要直、平、形、受力、平衡、缝严、面光而滑、雕花等工艺。鲁班发明和创造的锯、斧、凿、锛等木土使用的工具、加上木工使用“墨线”、“三角尺”等,就能保证做到木工劳作所要求的标准。而劳作者木工是精工巧匠,他们不仅能制造出完美的、令人舒适的门、窗、桌、椅等生活器物,而且还可建造伴有雕刻花鸟田园等自然风光的亭、殿、阁、桥,给人以美的神奇之感,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看,上海世博园中国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弘扬和发展了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的传统,中国馆的外形像“斗拱”,它有四根粗大的方柱,担起斗状的主体建筑,从远处眺望或站在下面细细仰视,就会意识到它既像一个古人的冠帽,更像—个装粮食的斗。这是直接承继了中国古代木建筑“斗拱”的艺术和人文精神。所以,中国馆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用“东方之冠、鼎盛中结、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文化理念,来形容中国馆的内涵。因为古代木结构的“斗拱”是层层叠加,秩序井然,越叠加越紧,看似散乱的构件,却具有极大的承载力,可以托起千钧重量。古木构造的特点,在一些古老的寺廟、构成古县城街道两旁的商铺,其建筑是方形结构的木构造体系,何镜堂院士说,“我们的城市是方形结构,我们的结构体系是木构造体系,与西方的石头斗拱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这是我们东方建筑的特点。”(见2010年4月11日)《光明日报》第4版)这里可以深刻启迪我们,两千多年以来,鲁班被称为“木工祖师”、“土木祖师”、“天下之巧王”,就是于他开起了“木构造体系”,为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的需求和完善,更好的与自然和社会相适应,他以“巧夺天工”的精神发明创造,将木工的技艺和经验推广到与民生有关联的各个领域。因而,鲁班作为“天下之巧王”,其发明创造、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的影响,久远不衰,是合理的和必然的,也是我们要积极继承和大力弘扬的。

三、弘扬鲁班工匠精神,承继“道与技统一”的创新技术观

就墨学发展的历史看,从春秋战国之际的与儒并称“显学”,到秦汉以降的“中绝”,再到清末民初的复兴,以至在当代国内外显学研讨之昌盛的情况存在,绝非偶然,也不是某些权威的主观意思决定的。墨家学说在封建王权专制压制下之所以不绝,鲁班工匠精神的影响之所以“久远不衰”,就充分表明,墨家学说中含有为社会发展所需求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思想理论和技艺创新精神。

鲁班是墨家群体中的出众的巧工,他发明创造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服务于民生,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便当和质量,而制造各种生活用具。这个群体的劳动分工制造,是以民生不同方面的需求进行的。如《墨子·节用中》所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这里表明,“百工”的分工依据社会生活的诸种需要是非常专业化的,有造车和造车轮工、柔制皮革工、各尽其所能的。以鲁班为代表的墨家群体的发明创造,都是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紧密相结合的。我们从《备城门》、《备梯》、《备穴》等篇中,所使用的诸种工具及其构筑的攻防之势,就足以说明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的运用,或是生活器具的启迪和防造。特别是为满足民生需要,方便人们加工谷物,鲁班发明的滚、碓、碾、磨等工具,这不仅在当时人们打扬谷物和加工粮食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利器,而在人类开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在鲁班发明创造碾、磨之前,人类只能食用植物的棵粒,有了碾和磨,人类就能把植物的棵粒碾碎磨成细粉食用了。因此,我们说,鲁班发明碾、磨对人类的开化发展,如同人类发明用火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前些年国际间出现关于面条起源国问题的争论,意大利人说是他们的先人发明了面条;阿拉伯人说是他们的祖先最早发明吃面条的,但他们都没有可靠的证据,意大利拿出的是壁画作证据,不能服人,我们中国人拿出的关于面条的文字资料和青海省考古发现的四百年前的一碗面条实物,特别是鲁班发明的磨是有力证据,面条起源于中国。此外,鲁班制造的斧、锯等木工器械,不仅方便人们砍伐竹木,而且也为人们制造门窗等生活用品,提供了利器。为了人们行的方便,他打造舟、车等交通工具等,都说明鲁班工技制造的重要特征,是为了民生、服务民生的。鲁班工匠精神之所以影响至今,与此也是有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鲁班为满足民生需求进行的发明创造,也成为墨家发展经济、推行和平非攻的社会政治主张,提供了技术力量和积极支撑。

鲁班为满足民生需求进行发明创造的工匠精神,是墨家学派科技观的一大特点。张岱年先生称之为“道与技统一”的科学技术观。1999年6月,张岱年先生在滕州召开的“全国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上,张岱年先生说儒家“将百工之事与君子之道对立起来。墨子之学则表现了君子之道与百工之事的统一。墨子及其门徒可能出身于百工,而又提出了自己的君子之道。”道家“将道与技区别开来”。“墨子之学可以说实现了道与技的统一,即思想理论与科学技术的统一”。“墨子将君子之道与百工之事统一起来,将道与技统一起来,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墨子的科学精神的表现,具有卓越的价值”。鲁班是墨家百工中的优秀工匠师,他的技艺工匠精神当然也是道与技的统一,其卓越价值在当代中国要大力弘扬与承继

历来称鲁班是“巧夺天工”的“工匠祖师”,他所创造的器物与建筑,被人们称赞是“精工细作”。这充分表明鲁班的创造与制作,既坚实耐用,又为用者予以完美的舒适感。也就是说,鲁班的创造与制作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当代优质工程的最高奖项之所以以鲁班命名,就是该工程既有坚固的质量,又有使人们产生完美舒适感之人文精神。鲁班的这种技艺工匠精神,确实具有现实性的“卓越价值”。当前,我们国家的现代建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因而,在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重大措施之际,深入发掘和研究鲁班的“工匠精神”,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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