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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下显学到衰微之学--墨学衰微原因再探
发表时间:2018-01-09  |  点击率:53612

文章来源:《墨学研究》作者:张希宇 张炳林

(作者简介:张希宇,山东管理学院教授、《山东工会论坛》总编辑。张炳林,山东大学图书馆。

墨子创立墨家学派是在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墨学已成为天下显学,直到战国结束。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各诸侯国的社会制度发生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以启蒙性和人民性为主要特点的墨家学说(以下简称为“墨学”),不仅得到了刚刚获得一定自由的广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的欢迎,而且也受到那些招贤纳士、图谋国家富强的各诸侯国统治者的欢迎;特别是那些处在大国之间、经常遭到侵略和压迫的小国、弱国的统治者,感到墨子提出 的“非攻”“兼爱”等主张,相当符合自己的心愿和要求,因而对墨学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更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创立了先秦时期最优秀的社团:墨家不仅有杰出的领袖、鲜明的政治主张和严密的组织系统,而且还有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训练,故而能成为战斗力很强的军事化组织。

由于这些原因,墨子在世之时,墨家就已有了很大发展,墨家弟子遍及鲁、齐、宋、卫、楚、越各诸侯国。在墨子死后,墨家学说更加发扬光大,徒属众多,成为可与儒家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天下显学”。稍晚于墨子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就惊呼:“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明确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2】《吕氏春秋》也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3】由文献记载看,墨子弟子、再传、三传弟子的活动范围似广于孔子的众弟子,甚至像秦、中山这些偏远之国也有墨家弟子的活动踪迹。【4】《墨子》本书曾言及“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5】《淮南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6]墨家钜子孟胜以死报阳城君,“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7】均可为证。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秦始皇得以把法家思想定为国策,又颁令禁绝私学, 焚烧包括儒墨在内的百家之书。西汉桓宽指出:“昔秦以武力并天下,”“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矣。”【8】但秦王朝存在时间很短,在十几年之间不可能铲除一个流传了几百年、且影响广泛的墨家学派。西汉初年,由于最高统治者崇奉“黄老之术”,提倡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墨家学派曾一度出现了复苏的景象。据汉代文献记载,“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9】但是好景不长,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儒学为汉王朝的官方统治思想,遂使墨学急剧衰微。

墨学自汉代完全退出官方讲坛,就降为民间私学,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墨子》一书遭到了最大的冷漠、鄙视和攻击,墨学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沦为绝学。从文献记载来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阅读、评论过《墨子》的封建官僚、学者、文人仅有几十人。【注一】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竟没有一本专门研究《墨子》的著作问世出版!多数官僚文人的读《墨》之作,差不多都是在读《墨子》之余随手写下的几段无关宏旨的皮相之论而已。

蔡尚思先生指出:墨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是超过任何一家学派的。”【10】但是,具有如此重大思想文化价值的墨学,何以由“天下显学”沦落为无人问津的衰微之学呢?20世纪的墨学研究者持论甚多,分歧很大,似乎至今尚无定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列出以下七种:

(一)胡适、梁启超说。胡适认为,墨学之所以衰微于汉代,“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还由于墨学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11】梁启超除了同意胡适所说三条外,还指出,因为“墨道太苦,难以实行,”“只知有物质上之实利,而不知有精神上之实利”,此“其所以不能大行于后世者。”【12】

(二)钱穆、方授楚说。他们认为胡适、梁启超所说的并不是墨学衰微的真正原因。钱穆提出了“功成身退”说:“初期墨学的精神,本来是发生在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殊生活的,秦人一统,废封建而行郡县,贵族世袭的制度从此消灭,社会上从此没有贵族平民两个绝相悬殊的阶级,那墨子的学说早已在功成身退之例,应该消灭了。”[13]

(三)陈柱说。他开始从不同的现实需要方面立说,认为 “墨者之学”“其自苦既为学者所难能,而以武犯禁,又为法网所甚恶;且其‘名理’‘ 异同’之辨,已为

学术统一后所不需;器械攻守之具,尤为国家统一后所大忌:则其学虽欲不微,岂可得乎?”【14】

(四)范文澜、侯外庐说。范、侯二人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墨学衰微之因。

范文澜认为:“统治者需要的是儒不是墨,因为孔子成为士的成功的代表人,墨子成为庶民失败的代表人。”【15】侯外庐进一步指出:墨学“在封建社会是异端,”墨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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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据张知寒主编,张希宇 、马士生撰《山东省志·墨子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自汉代到清末,阅读和评论过《墨子》一书的官僚、学者,主要是西汉末年《孔丛子》的作者王肃;东汉的班固、王充、《太平经》的作者;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等玄学家;西晋隐士鲁胜;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唐代的乐壹、魏征、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王令、程颐、朱熹、陈振孙;元代的黄震、马端临;明代的宋濂、焦竑、陆稳、潜庵子、李贽、胡应麟、郎兆玉等;清代前中期的傅山、毕沅、汪中等人。

 

以人民百姓的利益反对贵族君主的利益,这实在是和中古封建的正统思想相矛盾”,“墨子的‘所为’与‘道’,与秦以后的封建专制的‘名教’适相矛盾。”【16】

(五)郭沫若、韩连琪说。郭、韩也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立论,但结论却与范文澜、侯外庐完全相反。韩连琪认为墨家“企图恢复‘周代天子之始封诸侯之局面’,”即恢复“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宗法分封制度。”【17】郭沫若则断言“他这一派(指墨家)在当时完全是反革命派。结果他是抵不过进化的攻势,….终竟消灭了。”【18】后来郭氏又补充说:“墨学的失传倒是由于自己的瓦解,第一是墨家后学多数逃入了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精神;第二是由于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人民大众的基础。”【19】

(六)蔡尚思说。蔡先生认为,墨家之衰落,其原因首先在于“墨子提倡兼爱,”“反对传统的宗法血缘观念和传统的政治制度”;“其次由于他反对宿命论”;“第三由于他力主创新,不利于统治者维持旧秩序”;“第四,由于他主张苦行,反对享乐,也和在政治经济上有地位者大相矛盾。”【20】

(七)孙中原、杨俊光说。孙中原指出:“墨学衰绝的真正原因,是其不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需要。”【21】他具体地论述说:“封建统治者更喜欢儒者所谨守的‘圣王之道’,不喜欢墨子的所谓‘役夫之道’”;【22】墨家“过分强调功用而没有看到礼乐的调节功能”;【23】特别是“墨者的武侠思想”,“逐渐暴露出其落后性和保守性。”【24】杨俊光则认为,随着秦汉时期儒学对墨家等各学派的综合,“墨学中那些有生命力即符合地主阶级共性的而仍然有用的东西”即被儒家吸收,墨家“那些反映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那个阶层个性的东西则逐渐消亡,...墨家也就不能仍然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了。”【25】

综合考察以上诸说,胡适等人的第一、第二、第三种观点在研究方法上不够科学,都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令人很难苟同。范文澜等人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说,确实已经触及到阶级斗争和封建统治者需要与否的根本问题,然尚嫌笼统和浮泛,分析过于简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孙中原、杨俊光两先生的观点是迄今最有力度的观点,对于学界研究该问题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是,墨学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包罗万象、内涵深厚而复杂思想体系,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宗教、逻辑、历史、自然科学等众多问题,到底它所包含的哪些学科和领域的思想观点不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必须要有具体的比对和分析论证;而且,作为一种学说,墨学的产生、发展、衰落乃至复兴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发挥根本作用。所以对于墨学自身的调节机制和局限性,也需要重点加以分析和阐述。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墨学在汉代衰微的主要原因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寻找和解释:

一、墨学不符合封建宗法社会的需要

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趋于稳定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农业宗法社会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在经济上,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小农分散经营,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的单位。由于分散的小农很难统一,这就需要强有力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二是在政治上,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从进入阶级社会的夏代开始,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就已经建立起来。到商代武丁以后,确定嫡亲长子继承制,到周代则确立了按血缘关系来分封疆土的分封制,血缘宗法制已相当完备。当时天下为一家一姓所有,周天子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又是天下这一大宗族的最大族长。周天子以血缘宗族为纽带,按父权家长制来分田授禄,设官分职。天子与诸侯、卿大夫、士,既是上下级的君臣关系,又是血缘的宗族关系。这样血缘宗族维护了君权,族权强化了王权,家规补充了国法,血缘则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调节者。经过上千年之后,到孔、墨时代,这种血缘宗法制已经成为牢固的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不可移易。孔子就非常赞美和充分肯定这种血缘宗法制:“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6】孔子公开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7】的伦理规范,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等级社会的基本秩序。到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小农经济、血缘宗法,早已三位一体地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肌体,成为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推动力量。

墨学则严重地不适应这种宗法社会的需要,为封建宗法社会所难容:

(一)从小农经济的基础要求来分析,墨家不如儒家更适合。

从经济方面看,小农经济是中国宗法封建社会的基础和皇权的基石,对小农利益的关心和维护,应当是封建统治者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儒墨两家都关心劳动人民,都有“仁者爱人”的主张。但考察《墨子》全书和墨家后学的言行,墨家对农民没有一套具体的主张和政策,对农民的关心不如儒家。儒家主张对农民“既庶矣,”又“富之”、“教之”。【28】孟子还主张“制民之产,”给农民每人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再给予相对宽松优惠的农业政策,做到不违农时,不过重剥削,从而保证农民好好种地,使农民“谷不可胜食,”“养生送死无憾,”【29】而封建统治者也就可以安心地“王天下”了。孟子的这种王道主张,虽然在霸道横行的战国时代还没有市场,但是在大一统的封建秩序已经建立起来的西汉,确是非常合适的。

还可从墨家所主要代表的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墨学存在的困难性。墨家所代表的主要是兼有商人身份的手工业者阶层的利益。这个手工业者阶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摧垮旧的“工商食官”制度后,从官家作坊中解放出来的奴隶和具有奴隶身份的工匠。他们既无“恒产”(指土地),就无恒心,在动荡不定的社会里非常活跃,而一旦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他们便会失去立身之所。特别是在秦汉开始的农业社会里,统治者把重农抑商、扬本(农业)抑末(商业)当做基本国策,独立的手工业者就为新的社会所不容,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社会土壤,从而成为一个变动不居、非常不稳定的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要代表和反映了手工业者阶层思想和要求的墨家思想,就很难存在和发展下去。

(二)从封建宗法政治的要求来分析,墨家的主张与这种要求发生了严重矛盾和冲突。

一是“兼爱”主张与宗法政治要求的冲突。“兼爱”是墨家学说的基础和核心。儒、墨两家都讲“爱人”、“利人”,但“爱”的本质和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儒家所讲的“仁爱”,是站在贵族统治者立场上提出的“差等”之“爱”,而非“平等”之“爱”。儒家从血缘宗族本位出发,由亲到疏、由近及远、层层推出“仁爱”的伦理关系,并且为统治者设计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套“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治国方略,很符合血缘宗法政治的要求。

而墨家所提倡的“兼爱”,则是不分远近、亲疏、彼此、国别、族别、阶级的“泛爱”和“博爱”。这种无“差等”的“平等”之爱,从本质上讲,是对血缘宗法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突破和否定。事实上,这种不讲宗族、不讲亲疏的兼爱,不仅封建贵族统治者根本加以反对,而且与宗法农业社会的心理人情也是不相容的。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历来极强,家族要修家谱、祠堂和祖坟,就是要用血缘纽带来沟通和加强宗族之间的关系。宗族里若有人发迹,则被视为全族的光荣。宗族的每个成员都希望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因而,墨子的兼爱主张不符合浸透了血缘宗法观念的一般人的社会心理,所以在宗法农业社会难以立足。

二是“尚贤”主张与封建宗法政治的冲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在承认血缘宗法制、等级制和世袭制的前提下倡导在政治上“尚贤”,当然带有很大局限性,却能适合宗法政治的需要。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严厉抨击了血缘宗法制下的世袭制度,反对“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30】大力推崇“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31】甚至还破天荒地提出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32】的口号,要求统治者举贤“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偏爱)颜色。”【33】墨家的这种不分亲疏贵贱、唯贤是举的思想,是小生产者希望参与政治、改变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要求的反映,既有强烈的进步性,也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因为它是对传统的“亲亲有杀(等级)”宗法等级制度的否定,必定遭到统治者的摈弃。

三是“非攻”主张与大一统封建政治的冲突。建立在“兼爱”思想基础上的墨家“非攻”思想,是墨子针对春秋战国时期长达几百年的战乱提出来的,其主旨是反对“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34】,站在小国、弱国的立场上,反对大国的侵略和攻伐。墨家的非攻思想,在烽火连天的战国,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那些屡遭攻伐、时刻面对亡国之祸的小国、弱国君主大臣的欢迎和赏识。可是在封建大一统的汉代,“非攻”思想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汉景帝时,以同姓王为主的地方割据势力已基本被铲除,国内实现了政治上的安定和统一。就汉代的对外关系看,威胁汉王朝长达一百多年的匈奴问题必须解决。一方面,汉王朝要抵抗匈奴侵略、收复失地,臣服周边弱小国家,在对外战争中开疆拓土;另一方面,一般的文臣武将也渴望在疆场上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这就决定了墨家的“非攻”思想已很不合时宜,该退场了。

四是 “墨者之法”、墨家任侠思想与与大一统封建国家法律的冲突。墨家学派有“墨者之法”和“任侠”思想,这是墨家与先秦诸子很不相同的地方。《墨子》规定“任”就是“士损己而益所为,”【35】“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36】可见“任”就是己诺必诚、不爱其躯、救人急难、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一种牺牲精神。任侠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例如墨子分派大弟子禽滑釐率三百弟子帮助宋国守城,拒楚国之攻,就有明显的反对大国进攻小国、保卫小国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的进步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墨家的和“任侠思想”和“ 墨者之法”,就“逐渐暴露出其落后性和保守性。”【37】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死,楚国的地方封君阳城君与其他保守大臣一起发动叛乱,攻打并杀害了曾经帮助楚悼王变法的改革家吴起,同时射中王尸。事后楚国依法惩办那些射中王尸的贵族大臣,阳城君仓皇出逃,他的封地被宣布收回。这时墨家的领袖孟胜率弟子183人替阳城君舍命守城,最后全部战死和自杀而死。墨家甘愿为反对变法、参与叛乱的保守派封君阳城君卖命守城,其保守性和不合理性已是昭然若揭。韩非说:“侠以武犯禁。”【38】《墨子》把犯罪定义为“罪,犯禁也。”【39】即违反国家禁令就是犯罪。这样就为秦汉统治者镇压墨侠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墨家钜子腹黄享一定要“行墨者之法”,执意要自杀其子,就连秦惠王亲自加以赦免也不听,这是明显地把“墨者之法”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暴露出“墨者之法”与封建国家法律的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封建国家法律的尊严和中央集权统治,“墨者之法”和墨家任侠言行必然被禁止,墨侠也必将遭到镇压。

五是墨家科学和逻辑学与封建宗法社会统治需要的冲突。墨家的科学和逻辑学思想十分丰富,在当时的世界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它却不能像古希腊的科学和逻辑学那样,成为西方近代科学建立和发展的酵母,只能遭到中国宗法社会的冷漠和鄙弃。宗法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不需要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究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血缘宗法制则崇拜祖先和圣贤,敬天事鬼,依靠愚昧和迷信维持其专制统治,而迷信的天敌正是科学。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墨守成规,不求变革,无需科学。科学被封建统治者和官方讲坛斥为“君子不齿”、“壮夫不为”的“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墨家的科学和逻辑学发挥不了实际作用,不可能在官方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墨学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

墨学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墨子的“十论”(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是墨家积极救世的十大纲领,其矛头直指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但这些主张之间,彼此是有矛盾的:他既讲“非命”,又讲“天志”;既倡“节葬”,又要“事鬼”。“非命”即反对命定论和宿命论。墨子认为人的富贵寿夭以及国家的治乱兴衰都不是命定的,而是人为的,命定论是昏庸的统治者制造出来愚弄人民的。然而他又认为上天是有意志、无所不能的,人们必须要服从和执行上天的意志。尽管墨子的 “天志”即民意,而且他提出“天志”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警诫统治者,但“天志”毕竟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与他的“非命”主张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墨子提出的天子要顺从天意,天意要顺从民意,民意要顺从天子,这是带有诡辩性质的循环论。墨子倡导“尊天”、“事鬼”也与他的“节用”、“节葬”主张有矛盾:因为他主张“尊天”要祭之以物,“事鬼”要葬之以礼,而祭祀“天”、“鬼”都要达到规制,凡是“珪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不净洁”、“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迭失时”,【40】就要被鬼神视为大不敬而被立刻杖毙于祭坛上。既然鬼神是如此地讲究祭祀的规格和祭品的丰盛,又何谈“节葬”和“节用”!此外,墨子一方面论证了鬼神的无处不在和战胜一切的威力无比,要求人们务必诚惶诚恐的对待鬼神,可同时又坚主“薄葬”,明显地轻视怠慢了鬼神,这违背了正常的心理人情,暴露了“薄葬”和“事鬼”之间不能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墨学还存在两大弱点:

第一个弱点是:墨家的主张缺乏实行的社会力量。“兼相爱、交相利”【41】是墨家的根本主张,但不论是天子、诸侯、士大夫等贵族统治者,还是“农与工肆之人”的广大小生产者,都不可能真正地实行这种主张。对中国古代的小生产者来说,如果要求他们相亲相爱、患难相扶,对等地施予和报答别人的恩惠和好处,还是可以接受的道德情感和要求;但是,如果要求他们不分远近厚薄地像爱自己、爱亲人一样去爱别人,则是违背了小生产者的本性,因而是根本办不到的。小生产者爱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勤俭节约,厌恶别人对自己的欺凌和掠夺,这种心理和行为是十分普遍的,可要求他们成为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则是不可能的。小生产者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们都把自我利益看得比他人利益更重要,他们不可能毫无私心杂念地去爱利别人。一方面,墨家学说主要代表了小生产者等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主张又不可能得到这些劳动者的真心拥护:这种主张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尴尬境地。一种再好的社会主张,如果找不到实行它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它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墨学另一个弱点是:墨子倡导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人的本性。墨子为了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理想,对其弟子门人提出了近乎苛刻的生活要求。他要求其信徒活着要像夏禹一样, “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要“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42】地劳作,反对包括欣赏音乐在内的一切带有享乐性的生活。同时,在“节用”、“节葬”思想的指导下,墨子还要求门徒死后一定要木棺薄葬,不给死者可在来生享受天堂生活的心理补偿。这样既没有现实的乐园,也没有来世的希望,墨子所能提供给人们的就是不断地吃苦,从而违背了人们追求幸福和满足欲望的本性。正如庄子所说:“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慤。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43】可以说,墨子提倡的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是违背人的本性的,这也是墨家学说不可能得到人们长久、普遍支持的重要原因。

三、墨学缺乏完善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

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与生存发展,都不可能不与别的学说发生关系。如何在众多的学说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长久的相对独立性,不断地从其他学说中汲取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应当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这个学说必须具备内外两种调节机制,以便在与其他学说的撞击中不断自我调节,自我完善,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需要。内在调节机制,是指学说内部能自我和谐、自我保持其固有的特性,以防止发生质变成为其他事物的机制;外在调节机制,是指学说处于半开放的状态,在能够保持其本质的前提下,具有包容、消化、吸收其他学说的能力、以适应社会需要的机制。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是影响最大的四大家。其中儒、道、法都曾经上升封建官方的统治思想,唯独作为“显学”之一的墨学,不仅未曾成为官方学说,反而遭到官方的禁绝。从墨学自身来看,缺乏内外调节机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一种理论要想成为国家学说,要积极干预社会,切合现实,符合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儒、墨都主张有为,积极干预世事,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即从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诸观点来看,儒家对此也有不少相似、相通的看法。但他们两家所遵循的立场和原则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春秋战国人各亲其亲、子其子的血缘宗法社会里,儒家首先承认了这一社会现实,承认了事物的多样性,提出了以处于等级结构家庭中的个人为中心,把个人的情感外推并予以合理化,从而推导出“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家庭关系也被合理地外推到整个社会组织,形成了儒家的家庭、社会同构理论。墨家则反对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它无视血缘宗法社会关系已经稳固化这一客观事实,主张要从非血缘宗法的立场和角度去看待个人,认为人不是天生就有等级贵贱之分,人的社会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提出了富有强烈民主、平等色彩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和“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观。从内在调节机制看,墨学不符合宗法社会的实际,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它也就不可能成为官方统治思想。

墨学同时也不具备外在的调节机制。墨家弟子曾说:“子墨子言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摭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44】正是这种过分的自信,阻碍了墨家对其他各家合理成分的学习和消化吸收。道家认为今不如古,主张消极无为,不干预世事,与墨家今胜于古、强力从事、积极救世的主张恰成水火。法家力主有为和社会进步,反对尊古崇圣,但过分崇尚武力,迷信权力,蔑视和抛弃伦理道德,主张实行法术势的极端专制统治,也与墨家倡导的“兼爱”、“非攻”和“贤君贤人政治”相去甚远。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也主张“爱人”、“尚贤”、“尚同”和实行“仁政”,但由于儒、墨两家立场、视角、思维方式的不同,各自代表着截然不同、又难以相通的两个方向,造成了两家在价值观、伦理观、政治观、认识论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墨家尊天敬鬼的热情不同于儒家的天命思想;墨家在认识方法上重视经验和逻辑推理,也区别于儒家以圣贤言论为准绳、循理正名的方法。特别是自儒、墨产生以后几百年间,两家针锋相对,互相攻伐,势同水火,用墨必斥儒,儒家不可能成为墨家的外在调节对像。由此可见,墨学由于背离血缘宗法制度,既不能成为封建国家学说,又不能与儒、道、法等各家互相调节,它就很难再生存发展下去。

四、结语

关于墨学在汉代急剧衰微的原因,在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胡适、钱穆、范文澜、孙中原等先生提出来的七种观点。以胡适、钱穆、陈柱为代表的三家观点,其研究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虽说不免存有以偏概全、主观臆猜的毛病,但其着眼点都还在墨学不适合当时的现实需要,仍不失为有益的探索。范文澜、郭沫若、蔡尚思、孙中原诸先生的观点,能够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问题,指出墨学由于不再符合汉代地主阶级宗法统治的需要而被逐出官方讲坛,从而导致了墨学的急剧衰落。

但是,墨学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包罗万象、内涵深厚而复杂的思想体系,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宗教、逻辑、历史、自然科学等众多问题,到底它所包含的哪些学科、哪些领域的思想观点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必须要有具体的比对和分析论证;而且,作为一种学说,墨学的产生、发展、衰落乃至在二十世纪的复兴,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发挥根本作用。所以对于墨学自身的调节机制和局限性,也应当重点加以分析和阐述。

根据我们的研究,墨学在汉代急剧衰微的基本原因,可以大致从三个方面去分析和思考:

第一,墨学在汉代已基本上不能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从经济方面看,小农经济是中国宗法封建社会的基础和皇权的基石,对小农利益的关心和维护,应当是封建统治者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之一。考察《墨子》全书和墨家后学的言行,墨家只是在抽象意义上相当关心、体察小农的痛苦和命运,而没有像儒家那样提出一整套更为具体、更为符合小农利益的主张和政策。从政治方面看,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等主张,以及“墨者之法”和任侠思想等,与封建宗法政治制度及其政治需要,都产生了根本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墨学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墨子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提出的以“兼爱”为核心的十大救世主张,在一些主张之间确实存有不可解释的逻辑矛盾。比如墨子既讲“非命”,又讲“天志”;既主张“节用”、“节葬”,又主张恭敬虔诚地“尊天”、“事鬼”;既讲“兼爱”,又竭力提倡一种吃苦受苦、“自苦为极”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墨家提出的救世主张缺乏实行的社会力量,墨子提倡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人性,这就使墨家学说在宗法社会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长久支持,从而成为墨学不能克服的弱点。

第三,墨学缺乏完善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任何一种学说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完善有效的调节机制。与儒、道、法三大学说相比较,墨学既缺乏一种能保持自身学说本质要素的内在调节机制,也缺乏能够包容、消化、吸收其他各种学说精华,以便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外在调节机制,这是导致墨学在汉代急剧衰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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