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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发表时间:2018-01-09  |  点击率:531099

文章来源:《墨学研究》作者:董志铁

(作者简介:董志铁北京市人,出生于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

墨家崛起、兴盛于战国时期,这与当时诸侯国的纷争、兼并密切相关,思想家们纷纷为治乱开出自己的“药方”。墨子的治国主张极有针对性。他指出,到了一个国家,必须针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症下药予以治理。这就是“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具体说来,“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 (《墨子·鲁问》下引《墨子》只注篇名)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墨子的政治哲学理念。

(一) “尚贤”、“尚同”的人才、行政管理理念

墨子为“国家昏乱”开出的药方是“尚贤”、“尚同”。尚贤就是选拔、任用贤能的人材,给予权力、发挥其才能。墨子认为这是“为政之本”,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国家昏乱的局面。

改变国家昏乱必须尚贤的理由是,首先,古之圣王就是如此做的。“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尚贤上》)例如,舜本是打鱼、种田的田野村夫,尧立舜为天子、接天下之政;伊尹原为庖人(厨师),汤立伊尹为“三公”(宰相),管理天下;傅说原为筑城的苦力,武丁立傅说为“三公”,管理天下等。(《尚贤下》)被推举的三人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其次,世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做衣服必定请“良工”,宰杀牛羊,必定请“良宰”;马病了必定找“良医”;弓坏了,必定请“良工”诸如此类,那么治理国家,不找这方面的贤能之人怎么行呢?因此,在治理国家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更应“尚贤使能”,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治理国家的贤能之才呢?墨子指出这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尚贤上》)这里,道德标准第一;具体说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其次,要善于讲演、辩论、宣传墨家政治理想,“上说诸侯,下说列士。” 《天志上》第三,必须具备治国从政的理论、方法、知识与才干。

这样的贤者标准,显然不能根据被选之人是否是自己的亲戚,长的是否漂亮作标准。也不能因为那些人没有功勋而承袭祖上之荫而富贵就可以中选。因为“夫亲戚、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矣”(《尚贤中》)这是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任人唯亲的反动。墨子提倡德才兼备的任人唯贤的用人理念。他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一切依据是否贤能而定。即便是“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尚贤上》)这使得农民、手工工人之中的贤者也有机会参与政事管理国家。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观念。

在提出崇尚贤人主政的同时,墨子又主张“尚同”,即把尚贤这种主张推广到全国。使得全国各地各级“正长”(行政长官)全由贤人充当。如此便可“一同天下之义”,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墨子生活的时代,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是依照血缘关系的亲疏,确定社会地位的尊卑等级。从天子以至“三公”、诸侯、里长、乡长各级官吏莫不如此。至于这些人是否都是贤人,则不得而知。墨子主张,从天子开始,人们就应当选择贤人充当。仅有人事上的保证还不够,还必须注意从思想上要上下保持一致。不同的家庭、诸侯国乃至天下都要上下一致,这就是“尚同”。其最高理想就是“一同其国之义”,“一同天下之义。” (《尚同下》)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天下百姓必须做到“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 (《尚同上》)尚同要求层层与上级相同,达到“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  (《尚同中》)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尚同上》)天下还能治理不好吗?在墨子眼中尚同是“为政之本”,是“治民一众之道。” (《尚同中》)

为保证下与上同,从而“一同天下之义”,要求百姓最终都上同于天子。采取什么措施以保尚同得以贯彻执行呢?墨子引经据典,以古说今,提出以赏罚作为手段或措施。墨子说:“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网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尚同上》)对于“不尚同其上”之人有五刑伺候。这就如同丝带有节、鱼网有纲绳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能够循规蹈矩尚同其上的人则要赏。因为“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不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尚同下》)要使百姓尚同的人,如果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爱民之心,老百姓则不会被驱使。所以说,一定是强烈地爱民才可驱使之,言而有信才可持续如此。如此“富贵以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尚同下》)用富贵引导在前(赏),申明(不尚同)的惩罚措施紧随其后,如此管理,恐怕想不让百姓尚同,也是不可能的。墨子的结论是:“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也。”(《尚同中》)

墨子尚同思想要求百姓层层与上相同,直至天下百姓皆尚同于天子。那么天子如果不贤怎么办?天子又尚同于谁呢?墨子提出了“尊天”“事鬼”的主张。其前提则是天有意志(天志)鬼神是存在的(明鬼)。

(二)“天志”、“明鬼”的精神约束

墨子提倡任贤使能。全国上下莫不如此,最终均要效法“天子”。墨子到此并未止步。因为他认识到现实是“天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那么什么是人们最终的楷模呢?墨子的结论是:“莫若法天”。墨子最终要人们效法、与之同的是“天”。天子也不例外。因为“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所以值得天下之人、包括天子效法那是由于“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息),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法仪》)天的大公无私持久不衰的品德确实令人向往。针对那些“淫僻无礼”的国家提出的对症药方是“尊天、事鬼”。既然天是有意志的,那么遵从天的意志行事就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墨子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对天意的顺从与违反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赏与罚。墨子有历史根据,他认为禹、汤、文、武,这些圣王都是顺天意者,故成就一番事业,至今被称颂。而桀、纣、幽、厉,这些暴君都是违反天意者,故不得善终,至今遭人唾骂。圣王得赏,是由于他们“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天志上》)

尊天之外,为什么还要事鬼神呢?原来鬼神在冥冥中代表天的意志掌握着对人们的奖罚。《墨子·尚同中》说:“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圣王不过是顺着天、鬼的意思行事,天、鬼所憎恨的事则不做。原因很简单,鬼神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你在“幽间广泽山林深谷”中所干的事,鬼神了解的一清二楚;你干了坏事,虽然你“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明鬼下》)对天子也不例外:“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志中》)鬼神如此厉害,真的存在吗?墨子煞费苦心地论证、证明鬼神是存在的。墨子证明鬼神的存在依靠的是人们的感觉,他认定,人们普遍感觉到的东西必定是存在的。《墨子·明鬼下》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亡(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请(诚)惑(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以众人耳目是否听见、看见作为某些事物存在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墨子不能科学地认识人们的感觉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是会产生错觉的。错误的感觉怎么可以作为论证某物存在的根据呢?墨子对那些怀疑鬼神存在的人说:“何不入一乡一里而问之,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可谓无乎?”并列举《春秋》中宋、齐、燕、周等国及《诗经》等书记载的人们见神见鬼的传闻,声称“不可胜记”的见神见鬼乃“众人所同见”,“众人所同闻”。(《明鬼下》)墨子认定天有意志,鬼神确实存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天有意志,具体说来“天意”有哪些呢?《墨子·天志上》:“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法仪》:“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这哪里是什么天的意志?完全是墨子自己的兼爱非攻等思想的表述。墨子自豪地说:“我有天志,譬若匠人之有矩、轮人之有规。” (《天志上》)按墨子的理想即他思想上的“规、矩”来做,就是顺天意,而“顺天之意,奉而广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 (《天志中》)

他描绘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天下大治的图景啊!原来如此。墨子生活的年代,神秘莫测的天已经受到人们的怀疑,天的至高无上的观念已经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墨子却旧瓶装新酒,借助天的无上权威,作为推销自己的尚贤,尚同等政治理念的工具。任用贤能,层层尚同,天下百姓皆同于天子,最终天子要上同于天。这“天志”、“天意”的实质内容,就是墨子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取向。

墨子尚贤、尚同的政治理念,辅之以尊天事鬼的配套措施,为使人们确认尊天事鬼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又赋予天以意志,使之成为主宰一切的人格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他又竭力证明能够“赏善罚暴”的鬼神的存在。这套政治哲学理念的深刻思想基础之一,就是在墨子思想体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兼爱”、“非攻”思想。

(三)“兼爱”、“非攻”的处世原则

墨子针对兼并战争频仍、动乱不已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他的对治之方:“兼爱”、“非攻”。

兼爱,是墨子伦理政治学说的核心理念。他认为,社会动乱的起因在于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墨子·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由于天下之人皆不相爱,所以,“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兼爱中》)国与国、人与人不相爱,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社会的人“不相爱”,并非是一个人谁也不爱,而是人们只知爱自己的国,自己的家,自己的身,而不爱他人的国、他人的家,他人的身。这是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及尊卑长幼的爱,是有选择的爱。墨子称之为“别”即“偏爱”。他要用“兼爱”去代替“别”。《墨子·兼爱下》指出:“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的兼爱理想指无条件地、平等地爱一切人。兼爱的“兼”字具有整体、全部的含义。《墨子·经上》:“体分于兼也。”整体(兼)是由部分(体)组成的。在《墨经》中,兼与“尽”、“周”、“俱”含义相同。故兼爱的含义是普遍、穷尽、毫无例外地爱一切人即周爱人。不管时间、地域的差别,只要是人就应相爱,平等、无差别地爱。只有人们普遍地实行这种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即可成为可以企及的目标,经过人们不懈地努力而达到。

墨子依据社会现实的“不相爱”提出了兼爱的具体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如果真能做到,就会“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兼爱中》)这是一副理想的人类和谐的美好景象。

墨子的兼爱,绝不只是付出而无回报,他的口号或原则是:“兼相爱,交相利”。爱与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兼爱中》)因此,“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 (《兼爱下》)你想得到爱与利,而不是恶与害,你就应去爱人、利人,而不是去恶人、害人。

墨子以“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利与害是对立的统一。除天下之害,就是兴天下之利。兴天下之利,就是除天下之害。墨子眼中的天下大害是什么呢?《兼爱下》说:“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非攻下》又特别指出:“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这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现象,是社会的大害。而频繁的攻伐战乱,尤为天下之“巨害”。所以,墨子在鼓吹兼爱的同时,又发出了“非攻”的呐喊。

墨子称“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者为“仁人。”(《兼爱下》)可见,义与不义的区别,亦要在能否“利”人。墨子主张“非攻”,即因当时的兼并战争,皆“亏人而自利”的不义之举。《墨子·非攻上》指出:对窃人桃李,攘人鸡豚,取人牛马,虐杀无辜而抢其衣裘、戈者,“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显然,“亏人以自利”,是“不义”。而“大为攻国”即国与国之间无故而兴兵,攻城略地,则是“大为不义”,即更大规模上的“亏人以自利”的不义之举。墨子批评说,那些见“小为非”,则知其为非而“非之”,见“大为非”(“攻国”)却反而“誉之”的人,根本不知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

墨子的非攻绝不是盲目地反对武力、反对一切战争。他指出,战争有“义”与“不义”,即“诛”与“攻”之别。《墨子•非攻下》:“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可见,墨子反对的只是那些不义的侵略战争,对正义的战争则取支持的态度。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墨子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公元前440年,墨子“止楚攻宋”《公输》的壮举,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墨子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启示

综上所述,墨子的“尚贤”,主张以贤人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尚贤中》)来充当各级管理者,这三条要求体现了其德才兼备的用人观念。反观我们党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政策与指导思想,同样是如此。德才兼备始终是我们党的用人原则,不论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当然德与才的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化罢了。现阶段,我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对干部的要求是什么呢?邓小平指出“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邓小平文选》第2卷400页)“革命化”就是“德”。一般地说就是人才的思想品德、政治品德。具体地说,在当前,选用的人才应当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自觉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而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则是“能”的体现。具体说就是有知识、懂业务,具备与其工作相适应的知识、能力与工作经验。年轻化则是年龄相对较轻,具有健康的体魄,这是智力与能力的物质载体。

“尚同”,则强调各级政权机构政治与思想上的统一,体现了某种集权的倾向,为法家所接受并予以发展,使之成为封建专治统治的理论核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自秦汉以来,除暂短的分裂时期以外,基本上是大一统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墨子“尚同”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代,我国地方与中央在政治上必须高度保持一致,这是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国家持续健康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中央适当向地方放权,兼顾全局与地方,提高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自觉性,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些负面问题。随着地方权力的加大,中央的权威有一定的削弱,有的地方对中央的政策、命令执行不力,甚或阳奉阴违,中央三令五申,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出维护中央权威,保持政令统一,即“尚同”的必要性。深入研究墨子的“尚同”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启示作用。

“兼爱”、“非攻”的观念,体现了人类美好的理想与愿望,是个人乃至国家的处世之道,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路线与实践无不体现了“兼爱”、“非攻”的理念。它昭示世界:世界各国只要秉承“兼爱”的寛广胸怀,坚持用和平而非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就会共同推进世界的和平、进步与发展。可参见拙文:“兼爱”、“非攻”的理想诉求与新中国的外交路线与实践 (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6 期第64—67页)兹不赘述。

“天志”、“明鬼”,是为了让人们“尊天”、“事鬼”,为其政治伦理理念的实行提供一种宗教信仰上的保证与精神上的约束。当然墨子的天、鬼意志,实质体现的是墨家自己的理想与意志。这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人生在世确实需要某种信仰,有所敬畏。或佛、或道、或上帝、或真主,这是宗教信仰。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等,这是政治信仰。有人说,我什么也不信。这也是一种信仰。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人类的主流意识什么都不信、无所敬畏的话,这就极端危险了。2011年5月18日,20名诺贝尔奖得主向联合国递交建议,呼吁全球领导人采取紧急行动确保全球可持续性。在这份《斯德哥尔摩备忘录》中,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和若干环境学家得出结论:“地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年代,即‘人类世’”,或者说是人类时代。备忘录说,在这个时代,地球身上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不是由自然现象、而是由人类行为造成的。它“建议采取一系列紧急而影响深远的行动,是决策者和各团体为了子孙后代成为积极的地球管理员”。(见《参考消息》2011年5月29日第7版)这是危言耸听吗?是杞人忧天吗?绝不是!科学的进步,使得人类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事实并非如此,凡事有个界限。远的不说,今年美国的龙卷风格外频繁、且强度大,连夺数百条人命;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的大洪水浊浪滚滚,迫使人们不得不炸毁堤坝分洪;而我国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洞庭湖2011年春几成牧羊、放马之地,进入6月旱涝急转,又暴雨成灾;日本的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核灾难至今未平息;极地冰川的加速融化……这一切还不足以让人警醒吗?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的报告指出:“自然灾害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40年前是5257亿美元,如今增加两倍,达到了1.58万亿美元。”报告再次发出警告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见《参考消息》2011年5月12日第8版)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诺贝尔奖得主们的结论是“地球身上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不是由自然现象、而是由人类行为造成的。”我们是无神论者,虽不信什么鬼神,但我们从墨子的 “天志”、“明鬼”中应得到这样的启示:敬畏自然,尊重规律,善待地球。为我们自己,更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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