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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守:儒墨比较研究概论
发表时间:2018-06-27  |  点击率:53257

在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中,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与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并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开篇就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孔子和墨子都是圣人。不过,孔子后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加封的圣人,而墨子则始终是平民圣人。蔡尚思说:“孔子的伟大是古来学者所最知道的,墨子的更伟大却是古来学者所少知道甚至根本不知道的。我总觉得毛泽东同志对孔墨二子的评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是很正确的!”

列宁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儒学与墨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两种民族文化,儒学代表的是上层文化,墨学代表的是平民文化。蔡尚思在《中国文化的两大系统》中说:“儒在朝,代表官方统治者,墨在野,代表民间被统治者。”这是指汉以后的情况,在先秦时期,这两个学派并没有在朝在野之分,它们是当时诸子百家之中最有影响、最有势力的学派,他们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曾经一度辉煌的墨学,几乎成为绝学。

据考证,孔子和墨子都是宋微子的后裔。

《孔子家语》载:“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对于孔子的出身,从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墨子的出身,却存在许多问题,至今也存在争议。

关于墨子的姓名,司马迁以及更早些时期的韩非都明确地说墨子姓墨名翟,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多次自称翟。尽管有人对墨子的姓名提出质疑,但是墨子姓墨名翟的定论恐怕不会被轻易推翻。

南宋郑樵《通志·氏姓略》引《元和姓纂》说,墨氏为“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明确地说墨翟是孤竹君的后裔。有人考证,墨翟是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后。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提出“墨以殷后”,近代不少学者支持这种观点,如傅斯年说:“墨子出身盖亦宋之公族,后世迁于鲁,与孔子同。”童书业、顾颉刚等历史学家都有过类似的说法。

“微子及其后代世代在宋国,到春秋时,已传至第十七代,宋公子目夷为其第十七代孙。目夷是宋桓公子、宋襄公兹父的庶兄。”“后来兹父继承王位,称襄公”。 “墨子为目夷七世孙、目夷为微子第十七世孙、微子又为商汤的第十七世孙、商汤为契的第十三世孙。”以上资料表明:墨子为目夷的七世孙,孔子为宋襄公的第十一世孙,而目夷与宋襄公则为兄弟,据此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出身于同一世家。当然,这些学者的考证还不能成为定论。

张知寒《略论“邾娄文化”与儒墨》中有这样的论述:孔子墨子都是商宋的苗裔。他们的远祖也是东方的夷人。孔子出生于邾国的尼山,被称为“邹人之子”,后随其母迁居于曲阜,遂成为鲁国人。墨子出生于小邾娄国境内的“目夷”,是宋国公子目夷的后代,后沦为小邾国的“贱民”。孔子、墨子这两位文化巨人都是由“邾娄文化”培养出来的。“儒、墨两家都是邾娄文化培溉出来的奇葩。”

墨子的一生经历及其业绩,与孔子多有相似,青少年时代读书求学,成年后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救世济民,他们都曾周游列国,上说下教。他们都是显学领袖,都创立了系统的理论学说,而且,他们的理论学说存有很多相通之处。

《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段记载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可信的史料,它说明:墨子原是孔门弟子,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儒学的弊端,于是便背离了儒家而自立门户。孔子推崇周公,崇尚周礼,墨子则推崇夏禹,崇尚夏政。《公孟》篇记录了墨子与儒者公孟的一次辩论,针对公孟的复古言论,墨子说:“子法周而未法夏,子之古,非古也。”为了批驳儒家,墨子提出了比周更古的效法对象,比起夏来,周的古就不是古了。当然,墨子以禹作为推崇对象并不是完全为了与儒家赌气争长短,而是取其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和勤俭的风尚。夏尚质而周尚文,孔子崇周,正是尚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墨子崇夏,则是尚质。可见,墨子是在批判继承儒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墨学,所以,二者有同有异。

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经过深入研究,最后得出67条结论,其中,关于儒墨学说的28条,“计同者九,异者十九”;关于儒墨理想的20条,“计同者十二,异者八”; 关于儒墨教祖事迹的19条,“计相似者十,不相似者九”。

在对儒墨之异同做了具体分析统计之后,王桐龄又举出了“耐人寻味之点”:其一,“孔墨学说之根据多相似,而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不同也。”其二,“孔墨之师承颇相似,而相续者多不同也。”其三,“孔墨少年时代经历多相似,而中年以后之嗜好多不同也。” 而对于第一点则有这样一段具体论述:“所祖述之圣帝明王,同是尧舜禹汤文武;所崇拜之良臣贤相,同是舜禹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傅说太公周公;所引用之圣经贤传,同是诗书春秋;所发表之议论,则格格不入。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也。”“学说之根据多相似”,是说两家论述的内容相似处很多,当然,也不会是绝对相同。“所发表之议论,则格格不入”,显然这是强调观点的差异之巨,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两家的观点存在的差异很大,但也不是绝对不同。比如,从以上所列相似的“学说之根据”中,两家得出的结论都是有同有异: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们都得出“爱人”的结论,不同的只是“兼爱”与“仁爱”的区别;在对战争态度上,他们都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正义战争,只是在反战的立场、理由与方式上有所不同;对政治理念,他们都主张贤人治国,只是对贤君贤臣标准、为君为臣之道等方面的观点存在差异。如此等等。我们的比较研究,重点是两家的这种思想观点的同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第五章标题就是“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其中说道:“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强调儒学与墨学及其创始人之间的相异、对立。

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孙诒让在谈到墨子时也曾说:“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儒墨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认为儒墨学说是异方千里。我们承认两家的同,也不否认两家的异。

儒墨两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学是上层文化,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学是下层文化即平民文化,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曾是小手工业者,虽然他是目夷七世孙”,但是,自目夷之后便开始衰落,至墨子时,已是几代平民百姓了。毛泽东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梁启超也说过: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圣人。”“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墨子自己也从不否认下层劳动人民的身份,他的一切言行,几乎都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利益。

墨家学派的成员,史称“墨者”,他们大多来自劳动人民,他们崇拜的对象是夏禹,因为夏禹辛勤劳动,生活节俭,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墨家学派成员以夏禹为榜样,“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庄子·天下》)墨家学派,实际上是一个私立学校,其培养目标就是墨子所说的“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这三种人才,几乎都属于“劳动人民”。

墨家学说,博大精深。其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具有普遍真理性,其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说,特别是墨家的十大政治主张,则充分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与需求。比如,墨家非攻,反对侵略战争,主要是因为战争直接损害被侵略国家的利益,而被侵略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则是首当其冲。大国攻打小国,双方都是逼迫劳动人民放弃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战争,使许许多多的人不是死于战争,就是死于饥寒。无论什么时代,广大劳动人民都是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墨家非攻,就是为了使劳动人民免受战乱之苦。墨家还主张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糜烂,腐化堕落。当时的统治阶级“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非乐》),整个社会是“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七患》)。对于这种社会现象,墨子痛心疾首,表现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曾说墨家学说是“役夫之道”,这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对墨学的攻击,却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墨学是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孔子创立的儒学,则和墨学有着根本的不同。

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裔。其六世族孔父嘉被宋司马华督所杀,五世族木金父因避难奔鲁,为大夫,定居鲁国。其父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虽然他自称“吾少也贱”,但毕竟是“十有五而志于学”,20岁左右便做“委吏”、“会计当”、“乘田”,尽管都是地位很低的小吏,但也不是平民百姓。35岁时,开始寻求出仕,曾任齐国大夫高昭子的家臣。51岁时,被鲁国任命为“中都宰”,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任大司寇约三年,因动乱离开鲁国而周游列国。尽管当官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当官却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很多学者认为,孔子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也有人认为,他是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只有个别人认为他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我们认为,儒学的社会基础是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反映的是上层社会的愿望和要求,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匡亚明是致力于儒学研究、极力宣扬孔子的,他也认为,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墨子是真正站在劳动人民、贫苦人民方面的。”

其次,儒墨两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

张岱年指出:“墨家之学有胜过儒道两家之处,主要在于对自然科学及名辩之学的研究。”仅以自然科学而论,墨子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被称之为“中国科圣”。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富有科学精神的一家。

墨子和他的许多弟子们都出身于工匠或从事于工匠职业,又精于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大匠师,墨子的技艺可以和工匠的祖师爷鲁班相媲美,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墨子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在公元十五世纪以前,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指的就是墨家。他高度评价了墨家的科学技术成就:“完全信赖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地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东西。”“它的具体细节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广泛的事实:即它勾画出了堪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整套理论。”这套理论,包括数学、力学、光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其中许多成就在当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真知灼见。

在先秦诸子中,对自然科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只有墨家,“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墨经》而已矣!……与今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旁及数学、形学、光学、力学,亦间启其扃秘焉。 对于墨学中的自然科学,杨向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的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他在《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序言中讲到,墨家在墨儒论争中失败了,他们在科学上的基础理论也未能流传下来,在科学史上,这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发展史上,这也是一次巨大的损失。杨先生的话并不是夸张,如果墨学不中衰,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是另一种面貌,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落后挨打的历史可能也会重写。张岱年就曾说:墨家“对于物理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有较深的造诣,对于自然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墨家不绝,则中国文化的发展将呈现另一面貌。中国自然科学的成就必不落后于近代西方”。

对自然科学与逻辑学的研究,是墨学之所长,而恰恰是儒学之所短。儒家轻视自然科学,鄙薄科学技术,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没有可比性,儒墨的比较研究,对此一直没有涉及。

当然,儒学也有长于墨学之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儒家有这样的评价:“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妻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学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长盛不衰,这是一个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原则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墨学中衰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象儒学那样适应秦汉以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农业宗法大一统封建社会的需要,不能满足那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墨学自汉以后,几成绝学,所以,我们比较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先秦时期的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指孔子、孟子、荀子;墨家则是指墨子及其弟子。

最后,儒学与墨学截然不同的命运及影响。

儒学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体系本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改造,变得更加符合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因而儒家思想在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始终占支配地位。”作为儒学创立者的孔子,也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汉平帝始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元武宗时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初被推崇为“万世师表”。就连他的后学也被封为四配即亚圣、复圣、宗圣、述圣和十二哲。

孔子思想及儒学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

早在汉唐时代,孔子思想便越出国界,传播到东南亚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有些史学家把中国和这几个国家合起来称为“孔子文化圈”。到了十八世纪,孔子思想又超出“孔子文化圈”,传播到了欧洲,在世界范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和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里所列的世界十大思想家或文化名人,都是把孔子列在首位,可见他在世界学坛地位的尊崇。今天,东西方的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它,孔子思想及儒学,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学却几乎成为绝学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与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不断输入和传播,客观上需要我们借助自己原有的知识去比附和沟通,而出于维护民族自尊心,也需要向传统文化中寻找西学类似的文化,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墨学研究开始了复活。至清末民初,竟出现了“国人家传户诵,人人言墨”的“墨学热”现象。90年代,是墨学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90年山东大学与滕州市政府联合组建的“墨子研究中心”成立,接着于1991年6月在墨子故里滕州市召开了“全国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暨墨子学会成立大会”,而两年之后便召开了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这使墨学研究有了划时代的变化。时至今日,已召开了十次大型国际研讨会,中外学者汇集一堂,互相交流。研究不断深入,硕果累累。

尽管墨学中衰,但它的思想精华却被其他学派所吸收。比如儒学之所以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断地吸收各种思想精华以充实改进自己,而吸收最多的就是被他们攻击最狠的墨学。方授楚说:“儒者受墨家影响之深,非可尽指,尤以《易传》之《文言》、《礼记》之《大学》与《礼运》大同之说,最为彰显。”伍非百更为明确地指出,《礼运》大同之说,就是墨子之说被援之以入儒。他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大抵摭拾墨子之文而成,其为墨家思想,甚为显著。”国学大师张岱年也说:“周秦之际儒家之所作之《礼运》,有‘大同’之说,以大同为人类社会之最高理想。所谓大同,实即以兼爱为原则之社会。……大同实乃儒家汲取墨家思想后创立之社会理想。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

墨学中饱含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劳动人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因此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影响。梁启超论及这个问题曾感慨地说:“今之匹夫匹妇,曷尝诵墨子书,曷尝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墨家文化“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吴锡泽在《中国学术思想论丛》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忠臣烈士,史不绝书,许多都是深受墨家精神感召所至。此种精神已深入民族的心坎,渗入每个人的血液中,而形成民族的主要精神。他们的话都说明了墨学的影响之深远。

儒学与墨学同为显学,相反相成,有同有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由于墨学研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

有学者认为:前人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墨学与儒学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发端于战国《孟子》中的杨墨对比论说,而大盛于唐人韩愈。

从严格意义上说,《孟子》中的杨墨对比论说,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比较研究。当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这种情况妨碍了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致使孟子为了捍卫儒学而对杨墨进行激烈抨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是人身攻击,“虽近于漫骂,亦是建立在对杨、墨、儒三家学说要义的对比研究之上。”尽管孟子对墨家批评表现了两家思想观点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比研究基础之上的,但是,《孟子》里毕竟没有明确的比较研究。

《庄子》里则有对儒墨两家这样的评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虽然这样说是为了宣扬庄周学派的“齐物论”,客观上却反映了儒墨相争的现实。但是,也很难说是比较研究。

唐代的韩愈在《读墨子》中认为,儒家讥评墨家的尚同、兼爱、尚贤、明鬼之说,但是,孔子实际上也有相似的观点,“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他提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儒墨相争是“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强调儒墨两家的相同、相通。这种观点引起很大争议,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必不用孔子。”(黄震《黄氏日钞》)强调的则是儒墨两家的相异。

“清末墨学研究者以西方科技知识解《墨经》,是一种新的比较研究。而此19191949年间,则出现了专门作墨家与他家学说比较的著述,即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和杨荣国的《孔墨的思想》,及陈柱的《墨学十论》中的《墨子与诸子之异同》等。而以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成就最高。

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对儒墨两种文化从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但是,他的研究也仅是找出二者的同异之处,而缺乏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对他的比较重新进行考察,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新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儒学与墨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是,对儒学与墨学的比较研究仍显不足。蔡尚思说,“我认为对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应当对孔、墨二家祖师认真研究,互相比较,尤其是用最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看出其真面目。如果在这新时代,仍然跟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绝对的尊孔反墨那一老传统,那就于孔于墨都难免会落到一无是处。”

儒学与墨学都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今天,儒学与墨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而我们民族精神的基调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哺育出来的,而儒学与墨学则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突出代表,这两种文化正是形成我们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都是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的。

:本文是根据《儒学与墨学比较研究》(陈克守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第一章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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