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墨子网
当前位置:首页 -> 名家专栏
倪志云:怀念恩师张知寒先生
发表时间:2018-01-23  |  点击率:53456

 张知寒先生是我大学时的班主任,后来我留校任教,张先生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中过从最亲密的长辈。他待学生都像待儿女一样,而我尤其得他老人家的垂爱。1998年7月16日,张知寒先生病逝,享年70岁。2002年,我从山东大学调动到四川美术学院工作,离开生活了24年的济南,来重庆转眼也已五年了。回想山东,想nian山大的师友,更是十分怀念逝世已九年的恩师张知寒先生。


 我是1978年秋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我们78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届大学生。我的印象中当时普遍感觉78级大学生比77级活跃、事儿多。那是因为77级高考录取程序中还延续了“政审”一关,许多人虽然考试成绩合格,却仍因诸如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员历史问题等等而未被录取,这在当时就引起舆论的不平。78级的高考录取中便取消了“政审”,那些77年因“政审”未能入学的很多人就都成了我们78级的同学。这样一来,77和78两个年级的大学生行为风气就明显的有不同,77级的同学比较循规蹈矩,78级则活跃多事儿,让校方感觉不那么好“管”。那时我们就开玩笑说:77级的同学经过“政审”,个个都“根红苗正”,所以比较听话;我们78级可是什么“牛鬼蛇神”、“黑五类”子弟全有,而且多数同学是“文革”以来历年初、高中毕业,他们或下过乡、或进过工厂、或者是无固定职业者,年龄大的已经三十多岁,小的也有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反正“成分”复杂,思想也就复杂,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再往前说,对“反右”扩大化以来极“左”的历史,普遍怀有反感和反思,思想活跃,事儿也就多了。

 我们78级考古专业班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班一共25个同学,全是男生,入学平均年龄26岁,我和另外三个应届高中毕业的同学都是18岁,是年龄最小的四个小兄弟,最年长的老大哥入学时已经33岁了。我们是那年山大入学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班。班上这些老大哥们多半都已是为人父或为人夫的大丈夫了。起初系里安排了一位24岁的年轻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而这个平均年龄比班主任还大两岁的班级,不免有些同学在班主任面前“摆大”,戏谑调侃,闹闹哄哄,实在令这位老师常常难以应付,系领导也认识到这是个问题。

 于是,在我们大二的时候,系里就给我们班换了一位年逾半百的长者来做班主任,他就是张知寒先生。


 1980年,张知寒先生接任我们班主任时已经52岁了,早白的头发显示出他经历的世事沧桑。而差不多一米八的大个头,微胖的身体,说话声音洪亮,却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不知是因为他个头高、或是因为他长期的辛劳、还是因为他习惯地对人保持温和谦恭的态度,他总是以略向前倾的身姿,微笑着面对我们,那样子除了没有留大胡子穿大袖子古装,真的很像曲阜碑刻上传说是唐朝吴道子画的孔子的形象。

张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滕县(今滕州市)耕读传家的农家,少年时亲历过日寇侵占下亡国奴般的生活境遇,目睹过英勇抗战的流血牺牲,从小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江西、浙江,因训练负伤转业还乡。195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的山大历史系,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等名师会聚,学术阵容强大。26岁的张知寒在同学中是老大哥,有阅历,为人好,文史基础也好,又十分敬重老师,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大学毕业前,张维华、王仲荦等先生都表态要留他在校任教。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学的最后半年,张知寒先生却无辜地被以“历史反革命”嫌疑罪名逮捕,关押一年多后实无证据可以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却仍以“右派”罪名将他遣送劳动教养所劳教。从1959年6月到1962年10月,三年多的劳动教养,许多“右派”同伴病死、饿死了。坚强的张知寒先生活了下来,回到故乡。他与妻子和儿女相守于乡村,在饱受歧视和贫困的境遇中,又度过了16年光阴。直到1978年,他的“右派”罪名获得平反,母校聘请他回校工作。他回校后执教历史文选、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等课程,并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

学校里因为“右派”问题获得平反而回来工作的老师也有不少,在同样经历了20年左右的磨难之后,这些老师们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精神状态。有的人被整怕了,除了上课外,沉没寡言,谨小慎微,对人充满了戒心,他们显然心有余悸,在极力避免那种“过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的潮汐般的“运动”的再次打击。有的人积压了满腔的怨恨不平,一有机会就宣泄牢骚,他们蒙受了历史的冤屈,而他们对人对社会也不再有信任和爱意,所有的就只是怨恨牢骚。也有一些人与这两种人不同,他们一样不会忘记身经的磨难,但他们仍保持着敞亮而平和的心灵,热情地对待他人和工作,不公平的遭遇没有扭曲他们纯洁真诚的人格精神。张知寒先生,还有历史系的潘群、乔幼梅先生等,就都是这样的人。

 历经沧桑而待人热情诚恳的张先生,很快就折服了我们全班同学,大家都很真诚地敬重这位循循然善诱人的班主任老师。

 由于张老师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竭尽努力地研究墨子、宣扬墨子的思想和精神,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全国和国际性的墨子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墨子研究,提升和扩大了墨子的影响,在他生前,以及逝世后的这些年里,他的名字就和墨子紧密相连,一直被赞誉为“墨学功臣”、“当代墨子”。而我对张老师最初的深刻印象却是,他一讲话就会随口引用《论语》或《孟子》的大段话语,他唤起我对孔子的兴趣,改变了我对孔子的认识。

 我最初是1974年“批林批孔”时知道古代有个孔子的,那时甚至故意不正经称他孔子,而是直呼其名孔丘,或更加表示轻蔑地叫他“孔老二”。当时我在读初中,因为批孔而阅读和记住了一些《论语》片段,而接受那时批判的解读,留下了“孔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家”的印象。中学校园的宣传橱窗里还展示过我临摹绘制的批孔的连环画:一个瘦骨如柴的老头乘着一辆破马车、带着几个瑟缩的学生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狗的样子,那就是“孔老二”。张老师却总是满怀敬意地说起“孔子”如何如何说,《论语》中的那些话语被他用浓重的鲁南口音流利地讲出来,听起来亲切而有说服力。但当时我这个刚到北方才一两年的“南蛮子”,有时又并不完全能听懂他语速颇快的鲁南话。他便指点我说,《论语》原文只有一万多字,许多话说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有道理,所以应该通读熟记。我于是买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认真阅读,我确实从中获得很多教益。

当然张老师之所以令全班同学尊敬,并不只是因为能熟背孔子语录,而是因为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实践着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表现出孔子“仁爱”、“忠恕”的君子之德。他是我所遇到的对学生最有爱心和耐心的一位老师。

 80年代中国的大学都重整旗鼓,要复兴高等教育,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培养人才。大学里的老师们也都发愤努力,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多出成果。高尚的固然有为国家发展多做贡献的动机,现实中也充满名利场的诱惑和刺激。有的老师在家门上或客厅里贴上“闲谈勿过五分钟”之类的字条,端着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似乎他的全部时间都须奉献给他的大学问,而他是无暇与人、哪怕是与他的学生从容交谈的。张知寒老师蒙冤20年重回大学执教,他当然也知道时间对于他是多么的宝贵。但他在任教之外,还是接受了许多老师所不肯做的班主任这样一个不免要为每个学生劳神操心的角色,而且他是欣然承担这一工作的。他欣然的逻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革’使高教荒废了10年,77、78级是从十多年积攒下来的学子中百里挑一录取的,个个是精英。能和这些学生亲切相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的话),是当老师的莫大快乐!”

 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对学生表现出过丝毫不耐烦的情绪,无论学生找他是谈高兴的事,还是谈烦心的事,他总是充满热情地与学生交谈。而他那来自深厚阅历的睿智和乐观的话语,又总是能消解学生的心理郁结,激励学生的进取意志。从西方模仿来的现代大学像工厂,老师们讲课是上班,学生们济济一堂批量生产。那些下班后提醒你“闲谈勿过五分钟”的老师们,多半是不太欢迎你“升堂入室”到家里去打扰他的。而张老师则不仅在课堂、在校园、而且在家中,随时乐意与学生谈学习、谈生活,谈一切可以谈和值得谈的问题。他这种喜欢与学生近距离其乐融融坐而论道或者干脆就是拉呱闲聊的方式,不是也很像孔夫子么?甚至孔夫子还有不及他之处,樊须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种菜,孔子很不高兴,樊须一出门,孔子就骂樊须小人哉没出息。而我知道张老师从来没有这样厌烦和斥骂过自己的学生。

 张老师常常说:“学生在学校里就是受教育,他们有什么不妥和过错,学校和老师有责任教育他改正,而不应该动则用处分的办法打击他。‘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孔子的话)学生没教好,也是老师没尽到责任。再让学生背着个‘处分’的‘黑锅’走上社会,那不是学校和老师的光荣。”


 80年代初,学生在学校里除了因打架斗殴等会受到纪律处分外,有时还有“左”的政治惯性对学生们未必有错的行为会施加压力。

 1981年国庆节期间,以我们班的王川平、中文系的杨争光、哲学系的韩东等同学为骨干的学生“云帆诗社”,在校园文史楼旁的宣传栏上主办了一期新诗专栏,专栏的主题叫《祖国.历史.人》,专栏中有王川平的诗《推石碾的女孩子》:

在你面前 耸起一座平原/一座山峰/碾心缠绕你渴望奔跑的脚步/像缠绕一盘祖先纺不完的纬线/当汗水从你红朴扑的脸庞落下/打断无数颠簸而重迭的零/你抬头望望天空那片旋转的浮云/小手揉皱了蓝衫儿上/一块酱色的补丁 然后/你轻轻哼起一支时兴的歌子/把帚条一挥 抹平/所有的努力的痕迹/村口 土墙边的黄昏里/依然一盘冷静的石碾 等待着/等待一位比石碾更冷静的老太太/来推

 另外还有韩东的《孔林的夜晚》等诗篇。那期专栏,不知是哪位同学把我为王川平的诗《第一次站立》所画的配图临摹放大了当作刊头画,一个原始人的刚刚站立起来的背影脚下是地平线,“人”字形分立着的两腿间地平线的远方,一轮红日升起大半。王川平《第一次站立》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从魔魇中醒来 我看到/为了梦的诱惑/我—开—始—站—立/在天与地之间胶状的灰白里/竖起一个浓重的人/……为了梦的诱惑 我的眼/第一次平视一切/太阳 一个血红血红的儿子/正从我胯下诞生/他那无声的喧闹/和辉煌的色调/正把我沉甸甸的身影 绿茵茵的姓名/庄严地压向山川/我的名字是人/是/人”。我画的就是那情景。那时候大学生们普遍喜欢诗歌,专栏一贴出,围观者众多。但专栏很快就引起校、系领导们的严重关注。领导中有人认为这期专栏存在严重的思想问题,比如王川平的《推石碾的女孩子》就被说成是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几十年的建设成就,找农村落后的现象来写,宣扬“历史循环论”,传播悲观主义情绪等等。韩东等人的诗也都各有“罪名”。那幅刊头画被说成有点亵渎了“红太阳”。虽然“文革”宣告结束已经好几年了,“红太阳”符号的神圣性还是存在的。反正这期专栏被认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政治性的问题。惹得当时校党委书记、一位老革命老干部甚怒,指示要严肃处理,要给当事人办“思想学习班”,要写检查深刻反省,不然就要给予处分。系里领导也有积极响应要惩处学生的,一时间气氛紧张。张老师认为这又是极“左”的“无限上纲”的一套做法,他极不赞成。他认为诗歌不能用这种解读法,例如王川平写推石碾的女孩子,当时农村石碾还普遍使用,怎么就不可以写?新中国是几十年了,但党中央都总结说“文革”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农村的生产劳动方式还很落后,王川平的诗体现出他关注这些问题,他不满意这种落后有什么不对吗?你们说他偏激悲观,我倒感觉他忧国忧民。从来好诗人都是忧国忧民的,从来推动历史进步的志士都是忧国忧民的。我倒认为王川平是个好学生,他一定会很有作为的。为什么要为这样一首小诗就严厉的惩处他呢?张老师把他的这些道理对系领导说,请系领导去向校领导说。系领导即使被张老师说服了,但慑于那位老革命书记的威严,也不敢去,反过来还是请张老师自己去说。当时王川平们也与校方抵触得很,校方让写的检查他们就是不写,王川平还顶牛说:“‘人非圣贤,谁能无错’。我不是圣贤,更会犯错。但这件事情我没什么错,我写什么检查?”拖到快放寒假了,书记说:“不写检查,就不许他们回家过年!”张老师也知道书记资格老,脾气大。后来他跟我说起这事,他还说他也是硬着头皮去找书记的,为了学生他不能不去。但他是想足了说服书记的理由去的。他对老书记说:“王川平的父亲和您一样也是老革命老干部,这孩子本质上没问题(这种成分论的话语在当时对老书记还是有效的)。而且他爸爸也和您一样,五十年代被错划‘右派’,直到前几年才平反纠正。他从小跟着父母也没少受委屈,所以看问题有时候不免偏激。但他好学多才,思想的主流还是积极的。他平时思想有什么问题,我总是及时教育他的。但这次他写的诗,我觉得真的没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倒感觉他是忧国忧民、希望国家快快进步的。我看这孩子将来会很有作为的,他很有思想,有活力。过去我们被打成‘右派’,都是‘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我们不能再那样对待学生。再说快过年的了,王川平的老父亲也在盼着儿子回家呀。你说如果他是你的儿子,你不盼他回家过年吗?”一席话说得老书记怒气渐消,转而表态说:“好吧,那他的问题就由你来教育。还是回家过年去吧。”后来大家都称赞张老师会做大领导的“思想工作”,称赞他爱护学生。张老师总是说:“我只是不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所遭遇的悲剧,再在我的学生们身上重演。那样我们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王川平1982年毕业后回到重庆工作,在张老师逝世前就已担任了多年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近十多年来,他负责三峡工程中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又负责筹建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座外观设计十分现代的博物馆已成为重庆人民广场上一个新景观。王川平担任了这家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文博专业的出色的工作成就之外,他还出版了多本诗集,他是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不用说王川平以他杰出的业绩印证了张老师当年的预言,回头想张老师的那一片爱才之心和善于识鉴人才的眼力,那崇高的历史责任感,更是令人钦敬不已!


 我上大学时,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常常很忧郁。每当我郁闷时,张老师的爽朗温暖的笑语宽慰和激励,都让我重新振作一回。张老师既颇通医道,更是一个充满乐观精神、而且很能用他的热情感染他人的长者。但张老师开导鼓励我真是费了很多心神、不是一次谈话就改变了我的。我患了眩晕症,每次发作都使我很悲观。张老师一次又一次的、不厌其烦的安慰我开导我。而我生性又有点偏执,每次张老师总是笑着说:“哎!你又钻牛角尖啦。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因病而苦闷的人,对于劝说者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反应:反正病在我身上,你说得那么轻松,也并不能解除我的痛苦。张老师说:“我年轻时有一阵子吐血,那时候怕是肺结核,就像现在怕癌症一样。我也悲观过,我想我完了,活不了几年了。可是我很快就不这样想了,我想活一天就高兴一天,犯愁有什么用呢?你看我都五十多岁了,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五十年代我读过一本苏联专家写的医学书,他说人体有自愈功能,许多病你就不吃药打针,它自己也会漫漫好的。知道这一点,对于满怀信心地治病非常有好处。我略懂中医的道理,很相信这位外国专家的理论。从那以后我对疾病就满不在乎,偶尔头疼脑热的我也就不吃药不打针,由它自愈。你看轻它,它对你也就服软了。你学我,没错。”我时常被他的这种乐观豪迈的性情所感染。

 张老师的这种乐观豪迈精神,在1993年他罹患癌症后真的充分显示出来,令病魔服软,让所有了解他的人感动。

 张老师1988年离休,从那时起,他专注地研究起墨子。读大学时,童书业先生对他说过:“墨子可能是你们滕县人。”张老师对此问题一直满怀兴趣。墨子,先秦诸子一大家,曾与孔子齐名并称。但秦汉以后,他的“兼爱”“非攻”等思想为统治者所不容,墨学沉寂,墨子的身世也就渐渐模糊在过往的历史中了。近代人们对墨子思想的价值重新有了认识,而关于墨子在当时是何方圣贤,众说不一。童先生是先秦史专家,他的推想吸引着张知寒老师。张老师写出一系列的考证论文,论证墨子的故里应该就在现在的滕州。他的这一说法,得到哲学和历史学界诸多老辈名家的赞同。他又积极争取了山东省、滕州市和山东大学等各方面的支持,成立了国际性的中国墨子学会,在滕州建立了墨子文化研究所和墨子纪念馆。1991年6月,在滕州召开了“全国首届墨子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又在滕州召开了“首届国际墨学研讨会”。为了这些墨子研究的活动,年逾花甲的张老师不辞辛劳,南北奔波,大有“墨突不黔”、“席不暇暖”的作风。他的辛劳感动人,他的热情感染人,他把墨子研究活动搞的轰轰烈烈。被动员来参加研讨会的许多鸿儒硕学,都称赞他是“活着的墨子”。

 可是,张老师的过分劳碌还是让他病倒了。1993年上半年,他查出患了肠癌,当即做了手术。如果说张老师从前劝慰我对疾病不要在乎,我总觉得是因为他身体硬朗不知病苦。现在他这一病,可就不是我那点小毛病可以相提并论的了。这个年代,人们谈癌色变。许多人一确诊患癌症,短则月馀、长不过一年半载,就去世了。医学和心理学者都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压力加剧了病情的恶化。可是张老师第一次手术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到医院去看望他。而躺在病床上的他还是那样见到学生就很高兴,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人的身体都有自逾功能,有病一定不要犯愁,该干么干么。好像有病的不是他,还是他在劝我似的,我真服了他老人家了。我写了首诗送给他:

   赠张知寒先生

       ——时知寒师住院疗疾(1993年5月)

壮年投笔从军旅,慷慨南征向九江。

冤狱不流忧戚泪,寒斋犹守读书釭。

归来学府传坟典,教育群才尽骏駹。

论病每言能自愈,英风豪气亦无双。

 那时候我和其他师友都劝他不要再拼命工作了,该休息安养了。可是他绝不是能闲得住的性格,他只要不是在住院,就不停地为墨子研究事务忙碌操劳。后来他的癌症转移到肺,又转移到肝脏。他又经历了两次手术。而他又组织了两届国际墨子学术研讨会。他弘扬墨学的执着精神,他面对癌症的无所畏惧的英风豪气,感动着山大的师生,感动着山东省、滕州市的领导,感动着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朋友们。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学生们、同事们、朋友们纷纷从全国各地前来看望他,就连省领导也特地来看望慰问。从初次癌症手术到他逝世,在不断进行手术和化疗之余,他仍然轰轰烈烈地为弘扬墨学工作了五年多时间。那些为他治疗的大夫们、和与他同样住院治疗癌症的病友们,也都被他的乐观豪迈的性情所感动和感染,他们称他是“抗癌英雄”。

 1998年7月16日凌晨3时45分,张知寒先生逝世。我应命代历史文化学院所撰挽联曰:

待人以兼爱,仁者之心,至诚至朴,厚德在人即不朽;

处世以自强,浩然之气,乃大乃刚,高风隔世竟何如!

 代历史系78级全体同学撰挽联曰:

先生为我辈尊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回首兰言犹在耳;

学界仰墨学宗匠,忽忽云徂,遗像空瞻,伤心楚些与招魂!

 我自撰一联曰:

气度薄云霓,坎坷一生公不悔;

志行兼孔墨,精神长在世同钦!

 这些挽联表达了我和师友们对张知寒先生的崇敬缅怀之情。


 明年是张知寒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先生次女幼林姐约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与先生交往甚深,回忆起来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令人夜不成眠。以上所写的仅是我对先生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片段,而他老人家所给予我的温暖的关爱和积极的影响,我是终身不会忘怀的!


一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