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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启示
发表时间:2018-05-28  |  点击率:53263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顽。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社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而并且,儒家的仁爱思想还是由近及远的“亲亲”。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兼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之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社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人。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那么,在社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公民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在社会管理中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每一个公民都象爱家一样爱国家,那么老百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尚贤与尚同:社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土》《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土,而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钯,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土,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人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我们社会管理中提出的“任人唯贤”是一致的。但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汤。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坚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缎带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建立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贤者上,庸者下,平者让。

 《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有着积极意义。当今社会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最重要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人行,才可能使社会具有竞争力。在社会管理中,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社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三、贵义:是社会管理的目标与责任

 在墨家“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家•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时在,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提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人,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凯不益进哉!”

 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我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赚得更多的钱,当上更大的官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

 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不少所谓成功人士都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教育等因素,他们富起来了,却成了财富的奴隶,追求金钱、名利成了终极目标,因而常有牺牲环境、社会发展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面前,不感到惭愧吗?

 管理文化崛起于20世纪,而管理学走向中国则是20世纪后期的事。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更不可能把西方的管理文化全盘搬进来。胡适在20世纪初就曾用墨学来嫁接西方文明,今天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与管理文化,必须汲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墨家的管理思想不失为一个参照。《墨子》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体现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基础上的,在今天不可能全盘照抄。墨家关注国计民生,其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目标管理,希望建立一个政治清明、法纪井然、国富民众、民富国治的理想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墨家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如果能够对墨家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将对今天的政府管理社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书目:1、《墨子》,中华书局出版社

       2、《墨子的智慧》,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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