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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圣经》节用论比较 ——兼论“节用”的现实意义
发表时间:2018-06-04  |  点击率:53313

“节用”是墨子十大政治主张之一,在《墨子》中有丰富的阐述,除《节用》外,《辞过》、《七患》、《节葬》、《非乐》等篇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与之相似,西方文化中也有丰富的“节用”理论,如基督教《圣经》中不仅对“节用”有丰富而具体的论述,还有对“节用”理据的深层挖掘。《墨子》与《圣经》节用论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对《墨子》和《圣经》中的节用理论加以比较,既可以加深我们对“节用”的现实意义的理解,又可以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

一、“节用”的限度、标准比较

关于“节用”的限度和标准,墨子有一句极精辟的话:“凡足以奉给民用, 则止”(《节用中》)[1]。在《辞过》篇,墨子以衣、食、住、行、蓄私为例做出了具体的阐述。在住的方面,《墨子》曰:“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在穿的方面,“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在吃的方面,“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在行的方面,“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 在蓄私方面,墨子承认男女之情,“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妇。”此外,墨子对丧葬的限度和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节用中》)总之,墨子认为一切的费用皆以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和标准。

《圣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生活的限度和标准的论述,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前6:8)还有“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彼前3:3、4),“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太6:31)[2]“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箴30:8)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限度,这是《墨子》与《圣经》一致的教导。

需要指出的是,《墨子》和《圣经》强调“节用”并非宣扬“苦待己身”。《圣经》反对“自表谦卑、苦待己身”的行为,认为“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西2:23)。《墨子》也否定“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的做法,认为这会导致人“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不可用也”(《节葬下》)。总之,《墨子》和《圣经》的“节用”是一种节制的美德,它既满足了人的现实需要,又避免了铺张浪费。

二、“节用”的原则、目的比较

(一)《墨子》论“节用”的原则、目的

1、“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 圣王弗为”

墨子“节用”主张主要针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而提出的。《七患》篇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公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墨子看到,因统治阶级奢侈浪费带来的劳民伤财比比皆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之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辞过》)在《辞过》篇,墨子从衣、食、住、行、蓄私、杀殉等方面揭露当今之主的奢靡,其结果无疑给人民带来了的沉重负担。因此,墨子提出“节用”的两大原则。就消极方面说:“凡足以奉给民用, 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 圣王弗为。”(《节用中》)就积极的方面说:“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墨子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他发布命令,兴办事业,使用民力,支配钱财,从不办无用之事,不伤财,不劳民,而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此即《节用上》篇所说:“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也。”

墨家节用主张是建立在其法“天”的宗教信仰之上的。墨家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和宇宙的主宰,“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天志中》)因此“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之意”(《天志》)。“兴天下之利”就是墨家效法“天志”的结果。下至百姓、上至帝王都要以“天志”为法。奢侈浪费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帝王身上,因此墨家节用主要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目的是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2、“有财者勉以分人”

墨家勉励拥有财富者救济贫穷。在《尚贤下》篇,墨子提出“为贤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乱者得治。”“有财者勉以分人”就是对富人讲的。墨子认为“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此乃人之常情,所以帮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就是神所赏赐的一种美德。墨家认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所以,富人节用济贫,就会达致“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辞过》)的社会目的。

总之,墨子“节用”的原则就是:“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 圣王弗为”;其依据是“顺天之意,兼相爱、交相利”,以达“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节用上》)、“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辞过》)的目的。

(二)《圣经》论“节用”的原则、目的

1、不要贪恋物质世界

《圣经》教导人“有衣有食就当自足”,首要的目的是要保守人爱天父的心。《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一2:15-17)“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太7:24)“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太6:21)“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2、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圣经》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前6:17-19)《圣经》认为,地上的财富是靠不住的,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 也有盗贼挖窟窿来偷”,乃要“积聚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太6:19-20)先知以西结说:“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作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结 7:19 )所以,神的子民有如下的祷告:“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30:8)

   3、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

财富是神的赏赐,人要妥善利用神的赏赐,不可挥霍浪费,乃要救济贫穷,乐善好施。《圣经》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来13:16)又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一3:17)“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们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雅5:1-5)

4、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财富是上帝对义人的赏赐,信徒一切的荣华和财富都是上帝的恩典。神乐意“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5:5、6) ,“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徒14:17)耶稣曾以野花和飞鸟为例,劝勉那些为衣食忧虑的人。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25-34)

   5、持定永生

《圣经》中应许义人的最大的福分,就是“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 16)“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 6:40)世人因信称义,“信子的人有永生”(约3:36)。“得永生”是信徒最大的盼望,是神救赎的目的。《圣经》说:“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贪恋钱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提前6:11、12)“持定永生”是《圣经》所论“节用”的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墨子》和《圣经》在节用的限度和标准方面,都主张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度,防止侈靡纵欲;就节用的目的而言,都既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也有对个人节制品性的培养,防止淫佚失德。不同之处在于,墨家讲“节用”主要着眼于现实的利益;而《圣经》讲“节用”则主要着眼于灵性的追求,以免人因贪恋世俗而被“诱离了真道”(提前6:10)。墨子虽然不求自己的好处,然其为人民所谋的也毕竟是“地上的财宝”,不是“天上的财宝”。可能正是因为墨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在《庄子》书中儒家与墨家才一并遭到庄子的“剽剥”。此外,《墨子》与《圣经》都强调财富的获得不是依靠个人聚敛所得,而是遵行天父旨意,上帝赏赐的结果。所以,节用爱人,乐善好施,会得到神加倍的赏赐,不致贫穷,反得富足。

三、“节用”的价值和意义

“墨子的节用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墨子在论述他的节用思想时提出了一个光辉的命题:‘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用下》),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千古不易的定则,它是墨家节用思想的结晶,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3]然而对于墨家“节用”主张,自古及今,都不乏批评的观点。

道家庄子对墨家“节用”即持相反的态度。《庄子·天下》篇说:“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4]庄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乐富恶贫,墨子的节用节葬的主张以及他们的身体力行尽管值得称道,但是别人却很难做到,所以不可能普遍推行。对此问题,墨子已有回应,他说:“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他列举楚灵王好细腰,当楚灵王之时,楚国之士“饭不踰乎一,故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墨子说:“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然后为而上悦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向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兼爱下》)墨子这段话,是可以回答庄子的问题,墨子所论“节用”尚不至于楚灵王时饿肚子的“约食”,有什么难为的呢?庄子以其“无为”而否定墨家的“节用”,暴露了庄子学说消极的一面。何况,一种学说价值的大小根本就不取决于赞成人数的多寡,抑或实行的难易。

荀子是第一个大力反驳墨家“节用”说的儒家学者,在《荀子·富国》篇,他曾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进行批驳。首先,荀子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反对墨家的“节用”主张:“墨者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私忧过计也。[5]墨者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他对墨家“节用”的良苦用心的认识还是中肯的。但他认为:“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这种认识,显明了荀子与墨子不同的阶级立场。荀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的眼里哪会有劳苦大众的身影?墨子是站在广大下层民众的立场上,他看到的是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奢侈腐败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

其次,荀子反驳墨家“节用”说还有一个理由:“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他认为财用不足,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自然资源足以利用,只要人们勤劳,其收获足够人们衣食之用。自然资源是一个潜在的资源,必待开发利用才能为人所用。而已被开发利用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加上阶级剥削的沉重、战争和徭役的频繁,有限的人力物力如何能满足广大下层百姓的需要?“不足”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国家全力解决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怎能说墨子“私忧过计”呢?

再次,荀子否定节用富民的效果,他认为:“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理由是:“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荀子从“节用”不利于奖惩制度的实施的角度论述墨家“节用”主张的缺陷,也是囿于儒家的视野。墨家不需要儒家所提倡的来自人的奖惩,而是看重来自“天”的奖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而且“鬼神之明,不可为幽涧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明鬼下》)不仅如此,“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志中》)墨家的奖惩岂不远胜儒家的奖惩?

最后,荀子反对墨家“节用”说的理由还在于统治阶级加强威势的需要。他说:“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不足以管天下,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这再一次鲜明地体现了儒墨之差异。荀子心目中的统治阶级需要凌驾于百姓之上,耀武扬威地统治百姓。而墨家的统治阶级则是人品上的出众者,是推选出来的贤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立以为正长”,“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不仅如此,墨子还认为,设立正长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乃是为人民服务。墨子说:“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措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贵寡,安危治乱也。”(《尚同中》)荀子正是站在外强中干的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的治理需要藉助于等级分明的礼仪,他理想的社会仍是孔子所要恢复的西周时代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所以,他在《非十二子》中又批评墨子是“蔽于用而不知文”,“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在《天论》篇中还说:“墨子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用现在的话说,荀子是批评墨子在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应该承认,墨子将一切超出生存基本需要以外的物质享受都视为不合理,将不同等级的物质享受都要改变为均一齐等,实际上是取消阶级差别[3],这是肯定阶级剥削、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儒家荀子所难以接受的。

今天很多人在肯定墨子节用论的同时,也提出一些批评。除了对“非乐”的批评外,还有:“墨子的这种‘节用’主张没有看到消费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6]“但墨子所讲的节约, 过于强调低标准, 忽视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 却是片面的。”[7]李珍《墨子的消费思想研究》对以上批评已经做出了回应,他说:“墨子对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循环、维护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的消费与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消费层次的由下而上等问题都是有所认识的, 有些认识甚至是很深刻的。”“一生产决定消费, 生产水平决定消费水平。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我们在谈消费水平时, 一定不能脱离生产水平的实际。二、消费对生产是有反作用的。墨子只讲了节约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 而没有讲侈靡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应该说, 在生产不足的情况下, 一般地, 节约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更明显。节约消费可使人力物力财力更集中地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更大的社会产品。三、生产和消费是无限循环的。生产是起点, 消费是终点, 终点之后又是新起点。这一点, 墨子是知道的。在他那里表述为:统治者奢侈浪费, 必使民废耕稼纺织, 民必有冻馁, 民有冻馁又必不能从事生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消费必有度, 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消费,……四、维持国家机器的消费和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是互为消长的。前者过大, 后者必小, 而劳动人民的消费不足又会直接影响再生产。五、消费的层次是由下而上, 由物质而精神的。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如果我们不是在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去谈发展、享受, 去谈伦理道德, 那是不切实际的。同样, 如果人们的物质需要满足之后, 我们不去鼓励人们发展、享乐, 也是不行的。”[8]

   墨子“节用”说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前人论述颇详,但鉴于奢侈浪费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普遍存在,本文再结合《墨子》和《圣经》等教训对之作简要总结。

1、避免腐化堕落

对于“节俭”的美德,除墨子“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格言警句,为人熟知的还有:“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俭以养德”(诸葛亮)、“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诸葛亮《诫子书》)、“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等。在《圣经》中,类似的格言也有很多: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箴3:27-28)“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箴14:21)“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提前6:9-10)“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11:24-25)“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箴11:28)“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箴15:27)

2、减少百姓负担

墨子认为,圣王为政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劳民伤财而兴利除弊。墨子曰:“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当然,统治阶级更不能因为求自己“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而“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圣经》中对于君王,也有类似的要求。《申命记》中神吩咐以色列民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申17:16-20)所罗门王违背神的诫命,娶了许多外邦女子,“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为安置这些妃嫔,大兴土木,这些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惹神发怒,最终导致国家分裂。

3、避免两极分化

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在怜悯贫穷、帮助弱者方面,《圣经》中有许许多多具体的教导:“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申14:27-29)“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申15:1-2)“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24:19-21)神教导他的子民帮补弟兄、怜恤孤寡,其目的就是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申15:5)今天贫富不均、两级分化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墨子》和《圣经》“节用”主张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4、避免资源浪费

“用不可不节”(《七患》),这是墨子的呼吁。墨子说:“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原因是:“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七患》)墨子列举了一系列的浪费,如:“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七患》)因此,墨子一再呼吁:“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当为舟车不可不节”、“当蓄私不可不节”(《辞过》)。在《圣经》中,神供应人衣、食、住、行一切所需的,并将管理的权柄赐予人,神要求作管家的务必“忠心”,不可“浪费主人的财物”(路16:1)。《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后,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6:12-13)“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前4:4)那些浪费资财、奢华宴乐的,必然没有好下场。《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穿着紫色袍子和细麻布衣服的财主,“天天奢华宴乐”,死后在阴间受苦。还有一个浪子,带着父亲分给他的家产,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结果落到连猪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路15:11-16)《箴言》中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箴21:17)《墨子》和《圣经》强调节用,反对浪费,其思想根源都在于,一切财物皆是神的恩赐,人应存敬畏和感恩的心享用。

凡事要有节制,在财物的运用上有节制就是节用。可见,节用是具有真理性的美德,永远不过时。《墨子》和《圣经》对节用的限度和标准、节用的原则和目的、节用的意义和价值等方面的论述都是非常中肯的,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对解决今天的个人腐化堕落、社会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等社会痼疾,仍然很有帮助。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本文所引《墨子》皆据此本。

[2]《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印制。本文所引《圣经》皆据此本。

[3]陈克守:《平民显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1页。

[4]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本文所引《荀子》皆据此本。

[6]李清聚、范迎春:《墨子的“节用”观对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启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5.41-44

[7]尹世杰:《略论墨子的消费思想》,《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5.53-55

[8]李珍:《墨子的消费思想研究》,《消费经济》1986.2.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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