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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发表时间:2018-07-11  |  点击率:5330

 墨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贯穿于《墨子·兼爱》 、《墨子·非攻》 、《墨子·节用》 、《墨子·节葬》、《墨子·非乐》 、《墨子·非命》 、《墨子·贵义》等篇章之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义利并重利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其观点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梳理与解构墨家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处理经济建设与发展中的问题有很多启示。

一、“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经济伦理的思想基础

 墨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是“兼爱”,墨家其它经济伦理思想学说无不以“兼爱”为出发点展开: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墨子·兼爱》)解决的办法就是“兼爱”:“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在墨家看来,“兼爱”思想内涵之一是爱无差等,强调爱人超越血缘(宗法制),超越阶级阶层,主张一切人皆应兼相爱;内涵之二是在道德范畴中要对等互助互利,即墨子所云的“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墨子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角度,强调利己的实现存在于利人之中,所以要实践兼爱 ,“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来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在这里,伦理层面的“兼相爱”最终落实到现实层面上的“交相利”,这是一种平民式的对等互报原则理想正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交换关系观念的扩大化,兼爱是目的,交利是手段:“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家认为“兼爱”就是“仁”、就是“义”,而“义”就是“利”:“义,利也。”(《墨子·经上》)因此,“兼爱”也就是“利”,“兼爱”是包括了“利”的内容的:“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墨子·兼爱下》)

在这里兼爱是目的,交利是手段。但是从墨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看,墨家究竟是把“爱”当成最终的目的还是把“利”当成最后的目的,这就需要从墨家学派所代表的阶层利益来考虑,墨家学派是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那么很实际的“利”必然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社会局势的不安定性以及平民生存环境的艰难等等实际状况决定的。按墨子的设想,如果“兼相爱”、“交相利”方法能够普遍地实现,那么出现的局面便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兼爱中》)从平民的角度看,“弱、寡、贫、贱、愚”正是平民的相对现实的情况,而如果天下之人皆能实行“兼相爱、交相利”之法,那么很现实的平民的利益将会得到切实的保障,即有利于平民。这是墨子作为小生产者对社会财富平均化的一种理想化期待。

二、贵义——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要求

墨家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要求是义,因为墨子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即“义”是“利”,也就是说,墨子以利人、利民为义,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一方面把“重利”即“利人”、“利天下”看作是“贵义”的内容、目的和标准: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正是在这意义上,他认为“天下莫贵于义”。

另一方面,又把“贵义”作为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凡是“利人”、“利天下”的行为,就是“义”,凡是“亏人自利”、“害人”、“害天下”的行为就是“不义”。因此,墨子提出了一条行为准则:“利人乎即为,不利人即止,做到“有力以助人,有财以分人,有道以教人”,”可见墨子不是把“利”理解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把它理解为他人之利、天下百姓之利;不是把“义”理解为脱离实际利益的道德教条,而是把理解为“利人”、“利天下”的道德至善追求。所以墨子在经济生活中君子人格的伦理标准是“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

   三、非攻——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外部保障

墨家认为,战争是破坏经济的主要因素: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

为了兴天下百姓之利,必须要“非攻”,以获得一个外部保障,而墨子“非攻”的伦理基础是兼爱学说,把兼爱的学说应用到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必然得出“非攻”的结论。“非攻”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代表了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下层人民趋利避害的要求,是人民的理论。“非攻”对大国和强国,尤其对好战的君王的对经济的破坏是一个约束,对小国与弱国兴利则是一个保护。

四、“赖力自强”——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在要求          

   “赖力自强”源于墨家的“非命”思想,它是针对儒家的天命思想提出的,墨家对儒家的天命思想做了批判。由于战国时代小生产者阶层的力量是逐渐壮大的,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斗呈现上升的势头,“非命”的思想反映了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劳动来改变命运,从而实现更好的生活的理想。在客观上来说“非命”思想是小生产者阶层势力发展壮大之后对人生观的深刻思考。“赖力自强”思想是“非命”思想的自然延伸,墨子特别强调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小生产者在激荡的社会中能够吃饱穿暖。墨子的“力”、“强”思想也包括统治者在内,认为他们蚤朝晏退,努力工作才能够治理好国家。所以对于个体的每个人来说,必需依靠自己劳动才能生存,而不是什么命运的安排:“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只有上上下下部努力劳动、工作,社会才能存在、而不致衰败:“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喜人,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日被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讯,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绍葛绪捆布謲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被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而不敢怠倦”。当然,墨子讲的“强”或“力”,也包括氏族贵族统治者在内。“王公大人之所以蚤起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

可见,“赖力自强”是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在要求,更是一种对人的主体的自觉、克服命运安排的自觉,从墨家“强力”的观念出发,“非命”并不是否定天和鬼神,而是与其“天志“、”明鬼”观念相结合,主观上借“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在客观上利用“鬼神”的宗教权威来曲折地推行自己的经济伦理思想,正反映了中国平民小生产者的内在矛盾。

五、节用、节葬、非乐----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措施    

墨家“兼爱”学说在经济上的反映可以用“节用”两字概括。节葬、非乐都是从节用派生出来的。把兼爱的学说应用到改善平民生活处境上,必然得出节用、薄葬、非乐的结论。

墨家“节用”思想从“兼爱”与“兴天下之利”出发,认为一切衣食住行,只求满足服务于物质生产和满足人民生存需要即可,其它一切便属铺张浪费:“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韗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股钳纳之衣,轻又暖,夏服絺绤之衣,轻又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

可见“节用”的进步意义,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在政治上还是“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墨子·辞过》)的保证。由此可知,墨子的“节用”主张,主要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墨子节用学说的研究,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墨子的节用学说行不通。”我们认为墨子提出节用的主张,也是有针对性的,它是为解决贫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节用无论是对谁而言,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如果强调过分,也会产生片面性。

“节葬”是“节用”之推衍,实亦“节用”题中应有之义,墨家从“节用”出发,强调“节葬”,墨子认为厚葬久丧使人耗尽则富,疲惫精神,削弱身体,社会生产难以正常运作,会给社会造成莫大的危害:“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而葬埋是人之“死利”,也需“节用”:“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月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其“葬埋之法”为:“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洩於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於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墨子·节葬下》)按照这个标准,三层衣衫、三寸棺木足以把腐烂的尸骨包裹起来,葬处无湿漏之患,生人送葬致哀,死人之利已经大备。同时,腐尸臭气不让外泄,家人立即从事生产以供养亲属,生人之利亦不受损。

所以,从“节用”的总原则来看,厚葬久丧之“加费”有损于民利,可见“节葬”思想是针对着“王公大人之为葬埋”之奢,甚至是“杀殉”以葬,在当时,无疑也是进步的。这最终还是为贯彻“兼爱”的总原则服务的。它深刻反映了墨家治国的真知灼见,也体现出珍视劳动成果的经济观念,饱含着真理的精华。

“非乐”也是墨子“节用”思想的一个内容。对墨子非乐论学界亦有很多看法。我们认为墨家“非乐”思想也是“节用”题中的应有之义,对墨家“非乐”思想的评价是要看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劳动人民生产的状况,对墨子“非乐”思想的评价不能否定,当时墨家从兴利除害的救世目的出发,其“非乐”思想对“厚措敛于万民”的王公大人是一种批驳,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与其“节用”思想一样,如果强调过分也会违悖人性,不能长久。

墨家认为不是音乐以及美色、美味、高楼、广室不能给人以快乐,但因为它们“将必厚措敛于万民”,上不中圣王之事,下难度万民之利:“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对此伍非百亦认为:“墨者非乐,非不知乐。为救世之急也。”“墨子所谓利者,因不止物质的,而亦兼有精神的。不过利有缓急,有本末。先其急后其缓,培其本削其末”(《墨子大义述》)而已。

同时,墨家“非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墨家基于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立场,认为“乐”既不能直接帮助生产,又不能保卫国家,而且还妨害统治者的“蚤朝晏退,听狱治政”,妨害农夫织妇“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因此应该统统取缔:“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是故布縿不兴。曰: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曰:乐也。”(《墨子·非乐上》)

从总体上看,墨家“非乐”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墨子苦行俭朴,生命枯寂,在他看来,在大多数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为“仁者”治国应首先解决的是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不应把君主和贵族的淫乐放在第一位,否则将是本末倒置,从这一角度分析,墨子的“非乐”思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若将其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放在一个较为宽阔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对社会功能的深层次思考。

六、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基于目前的转型期的经济基础,大量的私营企业的产生,一些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平民文化”下的经济基础,当代中国的平民阶层在现实中面临着很多实际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2月28日发表的数据显示:“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909万人;全年2311.1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减少34.5万人;5228.4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加468.4万人;554.9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五保救济,增加1.5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部分人是需要整个社会进行特别关注并给予实际的帮助的。客观上来讲,现在中国社会的平民阶层在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已经得到了满足,在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平民都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而且社会局势的安定状态也适合平民进行生产生活,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有很大关系,由于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适当的政策,使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平民又是这些社会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同时也是成果的享用者,这是与战国时代平民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当代中国平民阶层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很严峻的,在农村来讲,基础实施的不发达阻碍着农村的进步,医疗费用过高仍然实际存在,老年之后生活不能保障,农民在结婚、子女教育、盖房、丧葬等大事上的花费由于成本的提高是很难承担的,农村教育的落后制约着农村甚至是国家的发展,也导致平民文化发展的落后。在城市来讲,城市低收入人群及城镇失业人员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过着艰难的生活。农民工群体以及大量的私企工人工作环境差,工资水平低,他们在城市里的子女教育更是成问题。以上这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平民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需要有更高的追求,中国社会平民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分布广泛,在解决了生存需要后,平民有愿望国家也有义务使平民的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所以当代中国平民阶层在经济发展中确实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墨家墨家经济伦理思想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价值。墨家经济伦理思想更多地表现出人民性、合理性和进步性,是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宝贵财富,对当代处理经济建设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有很多启示。  

首先,墨家经济伦理思想之兼爱在阶级社会虽然有一定的空想性,但是儒家差等之爱确实会侵蚀社会平等和法律公正的根基,抑制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发育,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冲突和战争。尽管儒墨之争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未能得以延续,但差等之爱和平等之爱之间的紧张状况却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两种爱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模式在今天已经发生了转型,牵涉到更多、更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说墨子时代缺少实践功利主义的条件,封建专制主义盛行,自给自足经济决定了在市场上互利不可能实现,那么今天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建设,则为“兼爱”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气候。因此“精英文化”所提倡的推爱的功利性与“平民文化”兼爱的超功利性应有机互补,克服推爱的家族本位,补以兼爱的新的平等观,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的诸多矛盾。墨子所云的“兼相爱,交相利”,以利寓爱,使利成为爱的助力、谋利等,那么利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味。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而儒家的以义生利、重义轻利不免就存在一定的真空,比如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墨家交相利肯定儒家比以义生利更易于私营者所接受。家族性经营,虽亲和性高,但用人唯亲,就可能产生裙带资本主义,与现代选贤与能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机对接墨家“兼爱”与儒家推爱极具现实意义。

其次,墨家经济伦理思想之“赖力自强”其宗旨在于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依准兼爱的整体性原则,凡此主张的实行,皆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墨子从人类必须依靠劳动生产才能生存的观点出发,把生产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丰富提高到了内政、外交、军事等取得成功的基础的地位,具有保护劳动力、改革政治、发展生产的进步意义。

第三,墨家经济伦理思想之“强本”、“节用”是墨家基本的经济生产观。“节用”思想是墨家思想的基本经济观,墨子把物质生产和节约消费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讲,对我们正处于今日的中国来说,倡俭节、用尚俭,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墨学强本节用思想相联系的是墨子的合理分配思想,墨子强调人人生产,反对不劳而食,不劳而获。其“赖其力者生”的思想是非常精辟的见解。他企盼一种在人人都劳动的前提下实现一种公正平等的分配制度,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当然这种思想是原始、朴素的按劳分配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从墨家关于分配的经济思想中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既讲公正又是反作用于生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今天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前提下,在各种分配形式并存在局面前,在社会上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墨家按劳分配的思想有很多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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