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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经济观研究
发表时间:2018-08-28  |  点击率:53132

墨子的经济观研究

梅良勇 慈秀秀

   墨子名为墨翟。他创立了墨家学派。战国时期墨学一度成为显学,诚如(《韩非子·显学》)所评:“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毛泽东也曾给予墨子很高的评价,认为:“墨子是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因为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是“贱人出生的墨子及其所创立的墨家,代表并反映了下层劳动者的利益和要求”。[1]墨子的经济观产生有其必然性,其经济观的内容也极为丰富。

一、墨子经济思想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背景

   墨子生活的春秋末战国初是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急剧变化,社会文化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以小生产经济的发展;“士阶层的崛起”与贫民觉悟的提高;殷周政治统治的衰败;剧烈的文化冲突为依托,墨子的思想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非常迅速。一是农业生产技术广泛改进。如铁制农具广泛应用与农业生产、开凿运河、兴修农田等,使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剩余产品有所增加。二是土地制度发生了有利于生产的变化。井田制度瓦解,爰田制度取而代之,使小农拥有了一定的土地所有权,调动了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被墨子形容为“丈夫耕稼树艺”、“妇人纺绩织纴”,如齐国的丝织品行销各地,就享有“冠带衣履天下”的声誉。同时,原先隶属于官府的工商业部门也逐渐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墨子·节用中》中如此记述:“凡天下群百工”。

   伴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局面却日益动荡。社会力量新旧交争,旧秩序体系崩溃,新规范急需建构;诸侯力争,诈伪相尚,战争和统治者的贪欲使下层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同时,诸侯的纷争和旧权威的跌落又使社会思想充分发育,诸子百家纷纷据起对社会各种问题的认识,著书立说,发表见解,阐明态度,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墨子是幸运的,他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开坛立学,与大家相辩,铸就了其经济思想的形成。

   (二)主体条件

   墨子生活的年代是社会动荡的战国早期。墨子的家境在这个社会大变动中逐渐衰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墨子只好学习木工手艺,以求生存发展。所以,当时的贵族社会把墨子视为接近“农工肆”的“贱人”或“鄙人”。

   但由于家庭的传统习惯,没落的贵族后裔仍然有自己强烈的文化追求,他“虽上无君上之事”,但也不愿以“劳役之作”终其一生。他在社会大变动中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寻找自己的历史地位,但他没向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靠拢,而是成了与他生活在一起的独立手工业者以及小农阶层的思想代表。

   墨子曾经自己说过自己脱离木工,专事文化事业的原因。“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墨子·鲁问》)这就是说,墨子认识到了需要用思想去拯救人类。研究好先王和圣人所教导的真理,来劝说王公大人和贫民百姓,就能上治理好国家,下教育好百姓。但他还是一直把劳苦大众装在心中,时时为他们的利益着想。因此,墨子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成为其经济思想的渊源之一。

   再者,墨子游说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实际行动从事救世大业,并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从《墨子》本书记载看,墨子一生有几次比较重要的活动,如:“止鲁攻郑”、“止楚攻宋”、“献书惠王”等,这说明墨子是一位政治实践家,但更重要的是墨子会从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思想理论,并又以理论去指导实践。他曾告诫弟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面,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所以,他坚定自己的信念,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把“利天下”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

   (三)思想来源

   在《淮南子·要略训》中:“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锸为民生,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次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墨子学习过儒家思想,对儒家典籍如《诗》、《书》等记诵娴熟,同时也对儒家的一套主张非常熟悉,墨子也讲仁、忠、孝、义,但与儒家取舍不同。他们还共同推崇尧、舜、禹、汤、文、武为圣贤。可见,儒墨两家有着共同或相近的思想来源,而墨子的这种思想应是受到儒家的影响。

但在对待周礼的态度上,孔子是一生念念不忘周礼,以重振社会秩序,而墨子确相反,如《淮南子·要略训》所说:“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总之,墨子受到大禹精神的感召,又出入孔门自创学派,其原创性贡献就是不满儒家礼教繁奢而创立了墨学。正是由于复杂多变的时代特征,生活的不断变迁和自身那种永不放弃思想追求的坚强意志,铸就了墨子的经济思想。

二、墨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出生于社会的底层,是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他的亲身经历使他更能体会到国家之兴在于民的真理。所以,墨子的经济思想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思想核心,以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为手段,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

   (一)固本高效的生产观

   墨子认为人必须劳动才能生产所需要的物品,才能创造物质财富。劳动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像墨子在《墨子·非乐》中曰:“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履;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絍,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所以在墨子看来,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的生活,人人都必须努力劳动,人才能生存,社会才能发展。

   在社会劳动中,墨子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他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墨子·七患》)五谷丝麻“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墨子·天志中》)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分,人们应该学会“固本”,所以统治者应当重视农事,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为了发展农业,使农业真正成为社会的基础。墨子提出:一要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让农夫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让妇人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这就是说,农夫农妇之所以愿意从事生产劳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饥寒的发生,才能够达到富足的目的。二要提高生产效率。墨子主张要合理分工,“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使之扬长避短,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这是行内分工。各行各业都要分工,所以他主张,“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这样社会劳动才能有序高效进行。三要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劳动人口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力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时生产技术处于极度低下的情况下,增加人口来提高生产,创造财富,更是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所以墨子提出了,男子三十当娶,女子十五当嫁的要求。当然他也反对人为的减少人口,如统治者过度剥削,以及战争,等等。

   (二)俭约适度的消费观

   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是墨子消费思想的核心内容,即“节用”。在(《墨子·七患》)篇中,墨子曰:“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这里是把节用和生产放在了同一个层面,“用”就是与生产密不可分的消费,但“节用”的实质就是要适度消费。墨子之所以要提倡“节用”,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向人民征收繁重的赋税,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状,针对过度耗费社会物质财富的贵族生活方式,墨子提出了“节用”理论,把“节用”作为消费的基本原则。墨子认为:“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节用中》)墨子这里的意思是,圣人如果在一个国家当政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利益就会增加一倍,并不是他霸占别人利益的的结果,而是国家节省了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开支,所以就能够使利益增加一倍了。这里的“去其无用之费”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上层特权,通过限制上层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可以减少对于臣民的捐税,以缓和社会矛盾。正如《墨子·节用中》指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敏利者,圣王弗为。”意思是说,物质生产的产品,到足以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各种需增加费用而又没给老百姓增加利益的事情,圣明的君主是不会做的。所以,墨子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

   墨子认为,穿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所以只要能“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就可以了。在饮食上,墨子认为“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在房屋建造上,“冬以围风寒,夏以围暑”,能够冬暖夏凉则止,是为了便于生活,而不是为了好看。在制造舟车上,讲究“用财少而为利多,足以民乐而利之”,只要能“完固轻利”,足以“任重道远”就可以了。

墨家力倡节俭,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节葬;二是非乐。节葬是节用思想的延伸和应用。墨子认为“厚葬久丧”不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止攻国、治刑政,也不可以事鬼神。所以墨子指出:“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墨子·节葬下》)人活着都要节省,更何况人死了,为什么就不讲求“节”呢?墨子还提出了节葬的一个标准“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矢。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乎亲”。(《墨子·节葬下》)是故,墨子把厚葬久丧看成足以丧天下的“四政”之一。

墨子之所以非乐正是因为音乐对活动人民无利而有害。音乐活动只能娱人身口耳目,却要耽误农夫耕田、农妇织布,官吏办事。墨子曾以商纣王为例,批评王公大人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场面以巨为美的礼乐活动:“鹿台槽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衾,金玉珍珠,妇女优倡,钟鼓管弦。”(《墨子·佚文》)墨子反对这种为满足贵族统治者的淫乐享受所从事的过度的音乐活动,认为这不仅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重要的是使君王荒废了政务影响社会发展,对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墨子提出了“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认为“为政清廉,国泰民安;为政奢侈,不战自亡”。(《墨子·非乐上》)。

可见,墨子的消费理论是把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生活控制在了一个简单的消费层面上。因为只有“去无用之费”才能是“兴天下之大利”。(《墨子·节用上》)在当时墨子为了推行其节用学说,长久过着“自苦为极”的简朴生活。

   (三)公正合理的分配观和赋税观

   分配是社会物质生产的要素。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墨家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分配方式,即在社会成员中‘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达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2] 所以这种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根据人民谋取利益多少来分配。另一方面,墨子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他认为物质财富是人们生产劳动的结果,如果一个不去劳动,而得到财富的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就像这种“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墨子·天志下》)是“不与其劳,获其实”者也。以非其所有而取之,这种似盗贼或攻伐者的行为是应受到谴责的。因此,墨子谴责了一系列的不公、不正现象,给以沉痛的抨击。他反对那些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万民水火之中的“别君”;反对“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上》)的王公大人;反对“贪于饮食,惰于从事”的“穷民”(《墨子·非命上》)。总之,他要反对的是“不与其劳,获其实”(《墨子·天志下》)的形形色色的“亏人自利”(《墨子·非攻上》)者,而倡导的是“有财相分”,“有力者度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的人。

   墨子也并不是完全主张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他认识到:为了应付各种灾荒,抵御外敌的侵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必要的赋税还是需要的。“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备者,国之重也”,(《墨子·七患》“士君子竭股肱之力,擅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川泽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上》)墨子认为这些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不能“厚敛乎万名”。因为统治者的消费和百姓的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官府征收得多,则百姓自留的少。“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怀天下之贤人”。(《墨子·尚贤中》)可见,墨子处理官与民之间赋税比例的原则是“官府实”、“万民富”,统治者应当适可而止,不能造成“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的局面,这种尖锐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的巨大问题。在当时墨子还有一种先进的税收思想,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认为增收了赋税,就要为民造福,比如兴修水利等。

   (四)平等互利的交换观

   “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交相利”的“交”不是“交换”而是“互酬”。 [3]墨子说:“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者见哀”。(《墨子·修身》)“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交换后,双方建立的应是一种互相交换、互相兼爱的关系,即一种互酬关系。这种互酬关系讲求的原则是“志功,不可以相从也”,“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墨子·大取》)

   墨子肯定了这种互酬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发展,出现了坐地买卖、摆摊收货或往来贩贱、卖贵赚取利润的商人阶层。“商人之四方,市价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徒,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墨子·贵义》)这里墨子把商人的“察利”和“计利”是给予肯定的。“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继苟而仇焉,必择良者。”(《墨子·贵义》)这是商人的智慧所在。墨子认为商人讲求商品质量,会抓销售时机。他们为了获得利益可以周游四方,不怕危险,长途跋涉,通过各种关卡,这是一般士办不到的。墨子是当时商人阶层的代表者,他肯定了商人存在的必要性。在交换中,墨子主张平等互利的原则,即平等是互利的前提,互利是交换的目的所在。因此,只有平等互利同时存在,才能达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性”目的。

   商品交换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要做到交换的平等互利,必须遵循商品交换的规律。“贾宜,贵贱也。”(《墨子·经下》)这就是说,要看它能否反应商品的价值,如果能,则是合适的,如果高于这个价,那么它的价值就昂贵了,反之,则太便宜。而对购买者来说“买无贵,说在反其贾。”(《墨子·经下》)就是说无所谓贵和贱,因为商品价格受到市场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与货币的币值息息相关,所以在市场上,价格合适,商人就将商品出售,这就是双方公平买卖。而对这一规律(即商品价格、货币价值和供求关系)而言,墨子认为:“刀籴相位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价宜则售,说在尽。尽也者,尽去其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墨子·经说下》)可见,当货币升值或供过于求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当货币贬值或供不应求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价格适宜,商品就能成交,而价格适宜与否,取决于双方的买卖意向。如果买方急切想买,商品价格宜于提高;买方不急切想买,商品的价格宜于下降。从这里不难看出,墨子能从买方与卖方的动机与效果来认识交换关系的必要,可谓一种互酬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规律的内容。

三、墨子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季,他是当时小生产者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群体是劳动群众,包括自耕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从事不同的行业,所以他们的思想复杂。小生产者是从奴隶制过渡的劳动阶级,又具有封建制的新特征,但他们在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受到了一定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他们身上也有反抗性。所以小生产者是先进与落后集于一身,墨子当然就会有局限性。

在当时贫富悬殊,统治者沉迷酒色,挥金如土,被统治者难求温饱的时代,墨子仅想通过生产使整个社会能够安定,是不可能的。他的思想仅能在社会底层安定一方,如果通过伦理道德的力量上行下效,使整个社会民风好转,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他又把节用看成是富国的主要途径,夸大了节用的作用。墨子想把生活奢侈品的劳动转移到生活必需品上去,可他忽视了不同阶级生产和消费观念的差异性,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认识到文化和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人除了生活上的满足外,还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需求。

墨子倡导的平等交换、分配等思想也只能适用于小生产者的范围内。墨子当时是站在奴隶阶级的对立面,提出这一要求,但这与新兴地主阶级获得统治地位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无论是哪一个阶级掌权,都不可能平等去对待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这是违背统治者利益的,即便在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也只有在交往各方存在共同利益时才能得到认同和采纳,否则也是被忽视的。人都是一种自私的动物,尤其从交换经济产生后,人们的利益就随之产生了,而墨子却理想的把全社会都当成了社会的主人,没有一些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的存在。因此,墨子的这一思想只能是我国早期劳动者利他主义思想,终究不能摆脱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

总之,墨子的经济思想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去加以设想的,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四、墨子的经济观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启示作用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5] 众所周知,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就在于经济的发展。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墨家的经济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        

(一)、生产节约思想的现实作用

墨子对生产劳动就有深刻的认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劳动,他说:“今人与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邢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墨子·非乐上》)而马克思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而造成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4]人只有劳动才能生存,才能改变命运,不管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没有一劳永逸。

墨子还认为勤劳是创造财富,发家致富的根本,但“仅靠努力生产尚不足以绝对保障社会财富的充足。因此,厉行节约与努力生产一样,同是重要的治国安民之策”。 [5]所以,他说:“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不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得凶饥”。(《墨子·七患》)“墨家这种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富足社会、国治民安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万世不移的真理。”[6]这种思想对我国当今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首先,有利于遏制消费的两极化,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其次,墨子的“节用”消费主要针对上层社会。最后,对资源节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厉行节约,牢记墨子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至理名言。

(二)、兼相爱交相利的现实意义

“兼爱”的思想在墨家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大到国际交往,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兼爱思想用到国与国之间就是和平相处的原则。如今倡导和平,反对武力成为各国处理国际问题的共识。不论国家强弱都应为国际家庭中的平等一员,正如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上》)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宽容、理解,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网,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人际环境是颇有益处的。

同时,“交相利”是“兼相爱”的具体体现。如墨子说:“爱人者,人必人人爱之。利人者,人必人人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人人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人人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因为只有利于他人才可能利于自己,只有那些能使双方获利的社会交往或社会实践才可能持续,才可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有人说:“墨家的这种主张社会商品交换的互利原则与亚当·斯密的市场交换互利原则是一致的。”[7]因此,如果以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为逻辑起点建构一门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学。

(三)、尚贤非命论的现实意义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题是人,经济活动的运行靠人的作用。如果没有人的创造性、主动性,经济发展就很难进行,只有人人主动创造,努力进取,经济才能繁荣,国家才能昌盛。墨子的非命经济伦理观,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是很重要的。

墨子认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于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这里的“贤”之“兼士”,就是具有德行、具有文化科学知识,具有一定实际技能的综合型人才。墨家认为只有“兼士”“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要求”。[9]当今世界,竞争日趋激烈。政治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必须把人才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样,才能适应国内外新形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走和谐健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注  释:    

   [1][6]崔清田,显学重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P3、P188。

[2] 孙中原,墨学与现代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P29。

[3] 胡子宗、李权兴,墨子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P31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P517

   [5]《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P150。

[7][9] 孙君恒,墨子的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模式[J],武汉: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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