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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现代诠释
发表时间:2018-09-03  |  点击率:53189

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现代诠释

赵保佑  袁永飞

摘  要在前贤与今人对墨子节用思想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概论其理论要点与理念诉求进行深度分析,归纳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墨子政治经济学,借助现代诠释学的观点方法对其作不定向与定向的意义分析,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而进行合理有效的价值转化。其基本原理是原典理论价值传承,启迪现代人作为思想行为指导理念。总体内涵是“兼爱”“非攻”的普遍爱护原则、“尚贤”“尚同”的特殊管理方式、“天志”“明鬼”的主体创造力量、“非命”“非乐”的希望归依目标,“节用”“节葬”的可靠技术手段,具体原则有:合理的人口原则,有效的劳动力原则,必要的时间原则,文明的生产原则,系统的分工原则,共享的分配原则与正当的消费原则。

关键词:墨子;节用思想;政治经济学;诠释学

墨子(公元前480~公元前389)是春秋战国之际有强大社会活动能力与高超生产技术的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节用”[1]思想观点是其理论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了国家政治生活摆脱贫困而“择务”“从事”的原则要诀。诸子中虽有孟子、庄子、韩非子对墨子的理论批驳,但《庄子·天下篇》与荀子诸多篇章对墨子“节用”观点仍有许多肯定和褒扬[2]。后来西汉史学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3];东汉初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4]。他们从文化历史的学派认知角度,把“节用”观点当作墨子思想的长项与理论的起点,区别于百家学说并贯通自身体系。可见,墨子节用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里占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地位。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在经历工业化大发展和物质生活大繁荣的同时,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地球生存资源过度开发等一系列难题。中国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各地方经济建设强烈要求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面临漫天“雾霾”和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因素,提出了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要求人们必须逐渐养成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的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因而,我们对于墨子节用思想的深度发掘与有效传承,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将在前贤和今人相关的研究说明基础上,对其思想内涵重新评估与价值转化,力求呈现更多可能的意义诉求。也就是在现代(或后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向度上,合理考量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具体转化方式与运作机制。

一、已有的墨子节用思想研究说明

我们曾在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诉求下,以“适度消费观”来检讨墨子节用思想的是非得失,其中明确提及近段时间发表类似议题的期刊论文有6篇,归纳了节用思想内涵为“节用的基本观点、主要做法、具体分析和不当表现四个方面”,认为其“消费理念主要从实践的、生命的、政治的、基本需求的、适用的或功利的角度阐述”,它对目前我国政府、团体和个人存在的“部分过度消费行为”,具有时效抑制与合理改进的启发、借鉴作用。[5]而我们尚未详细考察前贤与今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墨子节用思想本身作细致、深入、全面的讨论,这里将在上述自身研究基础上作更充分考量与诠释。

首先,我们大略了解一下前贤的权威解释与相关的研究成果,但这种权威解释主要依据其在本议题上的原创性说明和对后来学者的巨大影响力,重点以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6]为例。第一是梁启超《墨子学案》(1921)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他用经济学原字“economy”训诂“节用”而统摄“节葬”和“非乐”,认为“墨子经济学”的公例一“讲消费”即“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中),公例二讲“生产”即“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节用》中)、“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公例三“劳力”本位即“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非乐》上),公例四要“分劳(或分工)”即“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公例五得“贵时”即“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七患》),公例六看“人口”即“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公例七讲“分配”即“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尚同》上),由此说其“实利主义”“范围太窄”而只顾“积极的实利”、无视“消极的实利”,其最大败笔在强调“义务生活”而缺乏“趣味生活”。第二是王桐龄《儒墨之异同》(1923)第八章“结论”中关于其学说的异同,他认为“墨家之经济学说”是“计较生利分利两者之多寡”,“经济观念”“以劳力为独一无二之生产要素”、“主张增加人口,讲求卫生,爱惜时日”,“经济政策”“多从积极方面着想”;伍非百《墨子大义述》(1933)有专章论述“节用”(即第七章)而“绪论”说,“奢者多欲,不节其欲则费。费则天下有受其不足者,故节用生焉”,倡导“节葬”反对“厚葬”、“久服”和“非乐”反对“耳目”纵乐、“声色”极好;方授楚《墨学源流》(1937)上卷第五章“墨子之学说”,第四部分讲“墨子之经济学说”而立足“物质生活”,“其方法在节用,而其目标则在‘利’”,他把梁启超公例二至七归为“生产方面”的张,并把“节葬”、“非乐”和衣食住行等归为“消费方面”主张。第三是郭沫若《奴隶制时代》(1952)“墨子节葬不非殉”部分,指出其在“节用”主张下反对“物殉”浪费而赞成“自意识”、有“道义感”的“人殉”;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56)共十章,第五章“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未具体引入而不多分析;《杜国庠文集》(1962)里“论墨子”部分指出“节用和节葬”主张是“治国家贫穷”的,与“非乐”合为其“消极的”、时效的“经济政策”,一个原则就是“去无用之费”,标准是“百工从事‘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弗为’”;严灵峰《墨子简编》(1968)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功利主义”,分析了墨子思想的逻辑发展而归结成“本”、“末”二类,“非命→非乐→节用→节葬”为“治末的理论系统”,除“非命”外其他三者为“功利主义”一环而基本原则是“节俭”,由此提出“节用”四法、“节葬”二术、“非乐”主张;詹剑锋《墨子的哲学与科学》(1981)第四章“墨子的政治学说”可能涉及,但他主要阐述其“兼爱”“尚同”思想的统贯作用与历史意义。第四是蔡尚思本人论墨子的一些看法,谈到“兼爱、非命主义化的经济思想——打破亲疏、贫富不平等的‘余力相劳、余财相分’和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他1931-1934年讲授墨子“经济思想”为“加紧生产,节省消费,自动互助”,并具体归纳成生产、消费、分配三方面,后又对其经济思想“面面观”为七条而大都与梁启超等人观点一致,特别突出“‘为圣之道’在‘三相’”、“贫富不均是乱因”、“经济决定道德”和“早婚多生育”;他在《十家论墨》“附录”中用朱荣琴编的“墨子研究专题目录”,书目约142条而从1445(即明正统)年到2000年并有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论文500多篇而从1901年到1995年且有相关命题说明五篇(节葬2篇、非乐1篇、经济2篇),未见直接以“节用”为题的著作和论文。他们大都爱从墨子经济学说、思想、观点、原则等归纳来阐述“节用”的政治内涵及其功利意义,少有人依据原典本身意义诉求和思想逻辑来系统研究“节用观”,多数站在西学背景知识与时代特殊要求中,对其节用思想“古为今用”的批判吸取,总认为这种思想比较简陋、粗糙、幼稚、肤浅,需精进、完善、改造、提升。

其次,介绍新秀著述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与期刊论文的大体考察。一本是徐希燕的《墨学研究》[7],分三编而其中“墨子哲学精髓”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墨子思想精华”讨论其政治、经济、科学、军事、逻辑、管理、教育等思想,该书第三编第二章“墨子的经济思想”里阐述其“生产观”、“消费观”和“认识的价值规律”。他关于墨子节用思想论述集中在“消费观”的探讨里,其总原则是杜国庠的基本看法而具体表现是严灵峰的几种说法,核心观点或重要结论与前贤差不多而以“节用”统摄“节葬”和“非乐”,主要补充其体恤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低度消耗资源与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内容,未展开讨论其内蕴的价值诉求与外现的功能操作。另一本是陈克守等著的《墨学与当代社会》[8],分十五章而用墨子“十务”探讨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军事、人才观、行政管理、竞争意识、艺术观、消费观、世界观等,专门对其当代价值、教育、哲学、逻辑、科技、语言与研究回顾、展望作了意义分析。该书第八章“节用节葬与当代消费观”分三个议题,即“节用论”、“节葬论”和“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说明。它首先指出,墨子“节用、节葬”政治主张针对国家贫穷而求富强,“节用”是“厉行节约,减少开支”而“节葬”是其“在丧葬方面的具体表现”,“节用”也是墨家经济(包括生产与消费两部分)“消费思想的集中体现”。它认为墨子“节用论的总原则”如杜国庠、徐希燕等人言,“古者圣王节用”在“住、穿、吃、行”方面做表率,从“衣、食、住、行以及蓄私等方面揭露”“当今之主奢靡”,其“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而要加紧农业生产、调控生活消费、消除二者失调。还在“节葬论”中为其辩护并非违背“仁孝”和圣王原则,却是“儒墨论争”的思想分歧要点而针对“厚葬久丧”的旧习。最后,它通过先秦前后语境类似说法、做法的比较与现当代勤俭节约、铺张浪费的现象分析,认为“节制人的物质欲望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并具有深远意义。相对前著有关论述更充分、具体、详实、可靠,把握其思想认知的脉络而贯穿文化历史的表现并切中当代社会时弊;但其基本观点几乎一致,认为墨子节用思想主要属于消费观念而诉求适度作为,即使他们没有否定二者的关系内涵甚至直接并列二者讨论彼此区别与联系,也尚未对照现当代的经济思想和生产、消费理论进行深入探析;反不如上述某些前贤的观点看法那样透彻、系统、有力度,仅仅是学科认知领域的细化处理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特色要求方面作了拓展与充实。因而他们在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推陈出新方面,还停留在经典阐释与现代故事中,未构建合理有效的操作系统与规划长期可行的措施方案。而在“清华同方数据库”的期刊论文查询中,迄今可发现墨子节用思想论述的有15篇,除去我们拙文前期考察的6篇和其中重复的4篇,2013年创作的相关文章几乎没有或未及时录入而无从求证。由于它们的基本观点与前述论著思想认知并无实质差异,仅在理论细节操作上略有不同而补充、强化其现当代的作用意识与意义诉求,打算放到后面的可能性分析与价值呈现中作适当评析与转化。

总之,通过早期《十家论墨》的前贤开创性系统阐述与当今新秀著作论文的具体专业性补充说明,大致可从墨子节用思想的经济观点与政治主张来了解它的实际作为与意义诉求。但为了进一步澄清其思想内涵的诸多要素与总体要求,弥补我们前期论文写作对其原典经文直接解读的认知障碍和缺陷,也为了不草草引用相关论点来佐证我们预设的理论方案,下面据上述研究说明的概要分析来间接检讨其内涵诸多认识迷误。

二、墨子节用思想内涵的再认识

在前贤关于墨子节用思想认知中,我们划分出四个方面来陈述相关要点:先是梁启超所归总的“实利主义”立场和“经济学”公例,已分解其公例为“消费、生产、劳力、分工、贵时、人口、分配”七个议题,肯定墨子节用思想对“节葬”和“非乐”思想的统摄,判析此主义消极、狭窄、不懂趣味生活。由此看出其观点立场鲜明而强调实利,其公例原则具体而划分标准不一,能把握节用、节葬、非乐思想关系内涵而评点其局限、失误。而后王桐龄、伍非百、方授楚从经济学观点与“节用”理论讲解其内涵与意义,认为其宗旨是节欲、方法是节用、目标是生利与分利,劳力为唯一生产要素并从人口、卫生、时日方面肯定其积极的经济政策谋划,倡导节葬、非乐以反对纵欲耳目声色,立足物质生活来界定其生产与消费的内容。其经济学观念解读方式不变,节用、节葬、非乐思想关联照旧,但奠基于物质生活来划拨生产与消费的内涵,突出劳力要素作用和政策规划效力。再后郭沫若、任继愈、杜国庠、严灵峰、詹剑锋从原典政治观念主张来解析,其节用理念下节葬思想的人殉观点以道义旗帜看违背人道做法,把“非命”看法放进“节用、节葬、非乐”思想中重新排列其理论推演,并确立其原则标准、基本主张、方法方式、逻辑顺序和精神旨趣,仍有在政治作为中肯定其为消极、时效、功利的经济政策。

与前述二者不同的是,他们主要从国家政治意旨而非社会经济诉求来阐释节用思想,追求其思想论证的逻辑联系与基本观点的综合把握,其部分论调涉及它的思想认知局限与重复前贤的经济分析判断。最后是蔡尚思本人对此思想观念的用心说明,他在兼爱、非命的人文理念下彰显其经济思想的主要看法,其基本观点是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而增加合理分配内涵,并恢复“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的逻辑认知顺序而补充其圣道、乱因、主导、婚育分析,让人佩服其良苦用心的是他选编大量的著作论文。不过,在经济学观念分析中他没有超越梁启超划定的认知范围与内容,只是增补方授楚二分为生产与消费的做法而归结为生产、消费、分配三方面,这种观念还笼罩在墨子政治主张与现代的人文理念中,但在文献资料整理与各种观念对接上做了深入、细致的系统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对墨子节用思想的具体认知和系统理解着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梁启超引领的经济学观念的内涵分析与意义评估,突出其生产、消费、分配的有效作为与合理规划,明显缺乏商业流通的薄弱环节的社会对接。而且,其生产主要为农业生产而非传统手工业生产和现代工业生产,消费侧重于贵族生活消费而非平民生活消费与大众生活消费,分配付诸于圣王之道的格外开恩而非社会契约的法律规范与政治制度的系统保障。另一方面是任继愈等还原的政治哲学观点的理论判断与实际分析,遵循“非命、非乐、节用、节葬”的逻辑认知顺序,明借或暗用“兼爱、尚同”的最高理念原则统摄相关论点,希望破解国家贫困、社会动乱、领导奢靡、政府失策、民众受难的现实困境。虽然其理论判断沿袭传统文化思想的本末观念或借助西方哲学思想的人文理念,其实际分析徘徊在原典经文的要点整理或现代生活的价值诉求中,但其主旨鲜明、论证充分、诉求合理与期望实效,为后来研究者思想认知提供有效依据与发挥空间。可惜,二者的内涵理解顾此失彼而无力、无法对接融洽为中国传统式初步的“政治经济学”,以致当今学人要么选择其经济的消费理念而发挥其适度原则的有效应用,要么选择其政治的节制理念而发挥其兼爱原则的合理拓展。

再从两位或多位新秀相关著述来审视其论点与诉求。他们的理论重点仍在经济思想领域而突出其适度消费观念,已把生产与分配的观念排解在外,区别对待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关系内涵,甚至直接疏远其政治主张的理论旨趣,局限在社会生活的物质诉求或欲望上,并大大缩减其理论认知的深度分析与精神追求的广度把握而考量现实动向。虽然他们专门研究墨学的现代转化价值,将其思想投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学科视野与理论体系中,另辟专门章节来讨论节用思想的内涵、原则、价值及指导意义。基本视角是经济消费,基本观点是“节用”统摄“节葬”与“非乐”,基本论证是传统文化原典的现代诠释,主要结论为节制生活欲望、全力投入生产、适度消费、确保可持续发展。除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新时代特色要求,其他与前贤基本一致而扩增现代生活故事情节。而且,他们在节用思想的理论探索的广度和深度上不及前贤,在内涵认知与方法把握上不够系统、完整、丰厚、明确,因为他们的理论重心在墨学的整体学术建构与实际学科应用上,并非针对其某个特殊的政治议题而全面阐发它详细意旨。所以,他们反而把前贤对墨子节用思想的基本看法,摇曳在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理论挣扎与矛盾困惑中,直接化解在经济消费观念的审查上对接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已淡忘此主要观点的政治诉求、前提和依据。我们针对今人这种遗忘现象和隔离论证状况,重新检讨墨子原典的内涵诉求,提出其节用思想价值转换的可能关节就在政治与经济的有效结合上,暂且赋予其名为墨子式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政治理念决断经济事务,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本质区别,它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差异之一,也是我们不能直接用现代的经济理念来解读其思想内涵,需借助现当代政治理念的转换来实现其价值诉求的缘由。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长期“重农抑商”,商业经济事业难以兴旺发达,国家政府官僚喜欢垄断和宰制经济事务的有力依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传统中国社会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任由政治前提决定经济诉求;传统西方社会是正儿八经的经济政治学,听从经济诉求决定政治前提(其近现代特明显)。由此可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翻译与转化,很可能蕴涵传统文化理解的特色与诉求。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墨子节用思想内涵的重新认知,需先回到其政治前提“国家贫”,然后提出其政治理念“节用、节葬”来对治,接着开展到其社会生活中制约其经济政策规划,最后才是其经济事务如何有效运作。由此,我们不能像梁启超等人那样直接地由经济学角度切入而谈其消费理念的社会影响,应当象郭沫若等人那样尊重原典而从政治哲学观点入手,最好是象蔡尚思那样以政治为前提而阐述其经济思想。可惜,蔡对政治与经济的内涵诉求、互动关系论证不多,进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作些尝试与努力。

三、墨子节用思想价值转化的可能性分析

基于以上对墨子节用思想的研究说明与内涵检讨,我们认为其价值转化的可能机会发生在政治与经济的合理建构、有效交融上,它们共同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而影响我们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多领域。韦政通在《中国文化概论》[9]中单列第九章“经济”,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当新的经济形态逐渐成长时”却“缺乏相应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相信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无论其思想、政策、形态都与其价值观念相互作用;他把经济思想特征归结为“求均”(平等)而经济政策特征是“重农抑商”、经济形态表现是“匮乏”,主要以孔孟儒家的经济观来阐述其“道德、政治问题”的决定作用及意义;也提及《礼记》中虽有“务本节用”思想,却为《管子》“量入为出”理论在实际政策执行上代替;他觉得墨子的节用主张是“为了牵就(或迁就)匮乏的经济现实”而“不惜牺牲文化的上层建构”;最后检讨中国经济时说传统里“成就最少,问题最多”,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主要是西化的全面影响,存在的障碍是政治上“抱残守缺”与社会方面“墨守成规”,告诫我们“及早准备应付这场国际经济大战”而练好自身“内功”。他认为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制约经济思想、政策和形态,与我们构想的墨子式政治经济学理念不谋而合且相互印证。不过他强调儒家的道德文化价值理念的主导作用,并非我们推证的墨子圣王政治理念对民众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或许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与文化融合。他对我们目前政治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理解得比较到位,且对传统经济社会特征描述与现代经济发展障碍认识也客观公正,甚至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危机意识感同身受,但对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评述过于轻描淡写,对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也没有更多说明。借此,我们想以有关墨子节用思想的论文与一些期刊论文进行观点扫描,大致分析其价值转化的可能途径与意义诉求。

这是2008年“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中的专家学者论述:程有为在“试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中,就其“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提出“反对贵族奢侈浪费,节制社会消费”;陈延斌认为,“《墨子》的‘兼爱’、‘非攻’和‘节用’思想启迪我们必须构建和谐世界以普世伦理的支撑”;宋赛花说“节用”、“节葬”是“节用惜财、戒奢崇俭”,“节用”“有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梅良勇等认为,包含“节葬”、“非乐”的“节用”“经济观”是墨子“和谐世界思想的实践”;程梅花分析其“十论”成立依据是“治国者之‘志’、治国之‘功’与治国方略三者的内在联系”,她认为“治国之功”“由治国方略决定”,“治国方略的是非优劣”“取决于其治国之功与治国之志的关系”;薛柏成希望能“有机对接墨家‘节’与儒家的‘俭’”,让“俭以养德”的精英文化与“兼爱、尚同”的平民文化有效融合、合理指导;安继民对“非攻、非乐、节葬、节用”议题作思想解读,“非攻”为“伟大的和平诉求”,“非乐”为“反对贵族统治者的淫乐享受”与奢华铺张,“节用”以人民利益为基点而积极生产、发展,“节葬”是“变革社会习俗和腐败风尚为要旨”而洞悉“宗教哲学问题”的关键。他们与前述研究成果对墨子节用思想的基本看法一致,而在解读方式与意义诉求上有明显区别,尤其是程梅花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政治思想推证和安继民的主要议题思想旨趣的哲学文化分析,让我们看清证立墨子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与文化内涵。其他人在价值表达上也有所拓展与深化,例如程有为的“节制社会消费”、陈延斌的“普世伦理”支撑、宋赛花的“节约型社会”建设、薛柏成的儒墨文化精神有机融合,为我们预设的墨子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伦理支持、生活消费与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认证思路和具体的现实求解路径。从最近发表相关的部分期刊论文也能得到适当补证,如沈玉梅[11]认为墨子节用思想的启迪是,“要求我们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的共识,政府及其官员应当自觉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体”,要“扬弃墨子的节约观”“形成与当前国情相适应的新型节约观”;刘蕴莲[12]指出毛泽东的“勤俭节约”、“火葬”、“和平共处”看法,分别与墨子“节用”、“节葬”、“非攻”思想有“一致性”价值诉求,这为“积极促进低碳经济和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现实借鉴。一个把政府及官员当成节约型社会主体,塑造新型生活观并助推小康社会建设;一个用政治领袖来比对其思想的一致性诉求,以增益人类可持续发展;她们都无意或有意地选择了政治立场,评述其节用思想的社会生活价值。唯一区别是前者将社会节约的经济权衡当作政治实践的考量标准,后者将政治人物的思想观念看成经济发展的指导力量。就此而言,前者接近经济学的生活消费观念来影响政治社会建设而有西化的作用因素,后者更关注政治哲学的文化思想观点来引导经济持续发展而包含中式的传统因子。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墨子节用思想的政治经济学价值实现,提供了中西传统社会生活里文化理念互动、互融的双向选择路径,是对前述诸多想法的现实依据的内涵诉求作具体补充。从这些论文基本观点可看出,墨子节用思想的价值诉求可能具有社会和谐、社会消费、社会伦理、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社会理想等方面借鉴意义。

如果我们用上述系统论证的观念组合进行大致总结,那么,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第一,严灵峰的“非命、非乐、节用、节葬”的理论认知体系,属于无神论、唯物主义、科学理性的政治观念,具有实际指导经济生活的社会功能,为目前国家政府或政党倚重的可持续发展思路。第二,任继愈的“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现实认知体系,它是抵制享乐主义、命定论和消费主义的简朴生活观念,不要文化情趣与高贵品质,更尊重社会劳动与爱惜民众财力,比较符合墨子原典思想的价值诉求,成为节制社会消费的动力源泉。第三,蔡尚思的“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的经济认知体系,它是突出经济学观念、社会消费理念和生活世界的日常运作,要求适量生产与适度消费并作出综合的适当权衡,为近现代以来多数研究学者青睐,有助于成全节约型社会建设事业。第四,詹剑锋的“兼爱、尚同、节用、节葬”的政治认知体系,具有宗教信仰的博爱情怀、政治理想的统一诉求与社会生活的节俭要求,让大家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自律地好好过群体生活,为大多数社会民众高度认可,应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坚实基础。第五,安继民的“非攻、非乐、节葬、节用”的理想认知体系,它倡导和平主义、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社会发展离不开宗教信念支持,希望民族国家之间能和睦相处,政府领导决策能充分考虑民众诉求,人类未来命运能依靠信念指引,将成为人们理想永久寄托的目标设计。

必须指出,这五种认知体系是在相关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扩展与推演,并非完全或主要由提出者或使用者的实际论证内涵表达,更多地体现了我们对墨子政治经济学认识基础的分析总结。相对讲,前四种理论说明比较充分、系统、完整且有一定深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更有力而易进行有效的实践操作;后一种观点陈述特别简洁、模糊、宽泛而需澄清、充实,对理想社会生活的建构更渴望而难开展实际的合适运作。由此隐含的政治前提有:首先在理论指导上是科学发展观,需对墨子节用思想作科学理性分析;其次,在社会现实中是适度消费观,应对其作适当权衡把握;再就是,在经济发展中为节约经济观,保证其绿色环保、低碳建设;再其次,在政治诉求上成为普世伦理观,指导其社会建设与幸福生活;最后,在理想追求上成为和平发展观,希望信念坚守和命运庇护。它们将共同构成墨子政治经济学价值转化的理论指导原则、社会现实措施、经济发展要求、政治普遍诉求和理想社会追求。

就此,要有效转化墨子节用思想具有的可能性价值,应当首先构建其完整、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充足的理论诉求内涵分析与实际事务操作说明。由于这尚属于一种理论构想而无法实际推扩,因而我们只能在其理论诠释方面暂作一些具体分析。

四、现代语境下墨子节用思想的价值呈现

我们本当选用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与中国学者刘笑敢的《诠释与定向》(2009),来说明目前理论诠释的原则要求与路径方法,但因为有美国学者沃恩克的新著《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的精简分析与总结,便以此取代前者的细致论述而提炼为两种诠释类型。一种是西方伽达默尔式的人类文化统摄经验生活解释的无限性意义诉求,强调一切皆有可能实现其价值内涵要求而包含着主观发挥的意味,可简称为不定向或非导向性诠释;另一种便是,中国刘笑敢式的人类历史系统建构经典文本阐释的有限性意义诉求,尊重特定的说明规则来呈现其内涵意蕴而具有客观发展的事实依托,可简称为定向或导向性诠释。沃恩克在其书“序言与致谢”中说,出于对施莱尔马赫等人“浪漫主义诠释学”传统错误的理性批判,伽达默尔认为“理解首先总是对文本或作为行为、实践和社会规范的‘文本对话’的可能有效性的历史境遇的理解”,并在该书“导论”部分接近末尾之处指出,伽达默尔批驳“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的客观性成果“并不比它预设的前见更正确”,都只是我们知识系统发展的可能视角而局限在“历史变化和主观解释”中。[13]刘笑敢在其书中实例分析指出,“以王弼《老子注》为文本性取向的外化代表,简称之顺向诠释的代表作,以郭象《庄子注》为自我表现性诠释取向的外化代表,简称之逆向诠释的代表作”[14],并借鉴了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五谓”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的认识。可见,伽达默尔明确倡导文本对话的历史境遇(或视域融合)与经验理解的现实可能而保持开放性意义关注,刘笑敢注重于推证历史文本的经典创构与现实理解的规范操作而坚守传统性意义说明,因而一个尊重不定向的意义选择、一个强调定向的意义传承。我们认为墨子原典文本中节用思想的理论诠释,应当先进行不定向诠释而证立其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念系统,而后作定向诠释以巩固发展其价值观念成果的合理提升与有效转化,进而落实在现实社会的生产建设与生活消费中为判断标准或指导原则。

在这种理论诠释的积极意义引导下,我们暂且以“节用”作为思想认知原点,来解释其关联性的主要政治理念的内涵诉求。“兼爱”的“节用”是大爱而博施众生福利(所谓“兼相爱、交相利”),“非攻”的“节用”是和平而善待世界万物;“尚同”的“节用”是统一而统摄天下实力,“尚贤”的“节用”是精明而有效组建政府、团体;“天志”的“节用”是民意而充分听取民众意见或诉求,“明鬼”的“节用”是归宗而借鉴祖宗经验教训;“非命”的“节用”是力行而主动发挥自身潜能,“非乐”的“节用”是简朴而适当节制生活欲望;“节用”的“节用”是权衡而适度把握平衡或持续发展,“节葬”的“节用”是自然而平常面对命运选择。这是在墨子“十论”的政治要务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理念作的大体理解,第一组“兼爱”“非攻”涉及世界万物众生的普遍爱护,第二组“尚贤”“尚同”关系人类机构成员的特殊运作,第三组“天志”“明鬼”意味社会前生今世的主体诉求,第四组“非命”“非乐”表达自身内外能力的希望成果,第五组“节用”“节葬”落实生活成果的可靠享用,它们组成墨子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则、特殊方式、主体力量、希望目标和可靠手段。只有对墨子的节用思想作出这样的政治理念的是非判断,才能进行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的利害选择。可惜传统文化社会以儒道名法构建的政治理念指导系统,经秦汉及其后直接把道墨两家主要政治理念排拒在外而任其流落民间,极端放纵儒法内外制度性建构的规范效力而丧失必要的掌控主体与约束机制,使得上层皇权官僚系统容易腐化堕落的循环往复,下层分散民众村落往往循规蹈矩的勤俭忍耐。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建设经西方政治文明启引和重塑后,能否真正检讨原有政治理念缺陷而凸显其优秀元素的功能作用,近代以来学者、政府和民众一直在努力,却有待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

关于墨子节用思想价值能具体落实社会生活的经济构想,上述梁启超的七个公例说明是比较详细和充分的,仅在展开性理解和规范性总结上不够而需要扩充。我们这里将暂且搁置其他学人零星或专题的扩充性理解,按照我们设计的理论诠释原则来进行不定向的意义解读与定向的意义选择。第一个公例是消费原则,即严于律己、足用民生,更似针对政府官员的开支收入的消费现象而提出的原则要求,这是国家政府当前正努力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规范的政府行为。第二个公例是生产原则,即利民作为、有效生产,这是对社会生产调控的合理把握与原则要求,这是全世界民族国家在工业经济危机的循环干扰下,需要深刻反思与合理求解的社会生产问题。第三个公例是劳动力原则,即充分肯定个体的劳动潜能,这是对劳动个体的能力培养与发展要求,可以作为劳动力创造社会价值或财富的基本依据。第四个公例是分工原则,即适当分工、合理使用、各尽所能,这应是对社会专业生产与职业生活的具体分工要求与原则规定,有助于我们认清社会专业划分与生活职业规划的重要性。第五个公例是时间原则,即适时生产、因时制宜,这应是时间的自然性季节变化来安排生产活动的有效作业,与我们现在根据社会生活的经济空间布局变化来决定生产需求情况不同。第六个公例是人口原则,即支持人口数量发展而未考虑人口质量提升,这应是传统社会多子多福观念的生活体现与原则要求,与现代社会建设事业有一定的矛盾冲突而需要适当调整、补充,但对人类生育观的深层认识有所启发和贡献。第七个公例是分配原则,即同舟共济、互助互利,这是人类社会群体共存与共同发展的必要保障与基本原则,也是当代社会与政府都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的原则方针。这七个原则,即消费、生产、劳动力、分工、时间、人口和分配的原则,就是墨子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具体操作时必须注意的原则。只不过,我们应依照现代经济社会的实际要求对其原则重新排序说明,即:人口是第一位而作为社会存在的合理基础,体现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劳动力(无论体力或脑力或二者结合力)排第二位是社会发展的有效保障,体现唯才是举的政治要求;第三位是时间而综合考察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体现随机应变的政治智慧;第四位是生产而全面推广劳动创造的文明成果,体现劳动致富的政治原则;第五位是分工而精心研究生产运作的系统活力,体现合作互助的政治体系;第六位是分配而公正配置社会财富(不管是精神财富还是物质财富)的福利共享,体现有效调控的政治手段;第七位是消费而适当规范个人生活权益,体现合理需求的政治欲望。如此,才能从现代经济社会的原则要求了解其政治理念诉求,如何实效地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建设而长期增进我们的幸福岁月。

在上述墨子原典文本节用思想的不定向与定向理论诠释的意义诉求中,我们归纳总结其政治经济学内涵的大体理解是“兼爱”“非攻”的普遍原则、“尚贤”“尚同”的特殊方式、“天志”“明鬼”的主体力量、“非命”“非乐”的希望目标和“节用”“节葬”的可靠手段,具体分析其人口原则的合理基础、劳动力原则的有效保障、时间原则的必要条件、生产原则的文明成果、分工原则的系统活力、分配原则的福利共享与消费原则的正当权益。由此知,墨子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理念诉求与经济事务要求之间,应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文化传统、逻辑联系与实效范围,不能孤立、单纯、超越地抽象理解其思想内涵与意义诉求,必须系统把握其整体政治原则与具体经济操作,合理有效地完成其节用思想价值的现代转化。

总之,在前贤与今人关于墨子节用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概论其理论要点与深度分析其学科诉求,归纳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墨子政治经济学,借助现代诠释学观点方法对其进行不定向与定向的意义分析,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而进行合理有效的价值转化。其基本原理是政治价值诉求可范导经济事务要求,总体内涵是“兼爱”“非攻”的普遍爱护原则、“尚贤”“尚同”的特殊管理方式、“天志”“明鬼”的主体创造力量、“非命”“非乐”的希望归依目标和“节用”“节葬”的可靠技术手段,具体原则有合理的人口原则、有效的劳动力原则、必要的时间原则、文明的生产原则、系统的分工原则、共享的分配原则与正当的消费原则。



[1] 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卷十三《鲁问第四十九》)摘自高秀昌注译:《墨子》(国学经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270页。

[2]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参见安继民,高秀昌注译:《庄子》(智慧之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458页。)《荀子·非十二子》说墨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天论》讲“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却首提“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解蔽》认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由用谓之道,尽利矣”。(参见安继民注译:《荀子》(智慧之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76、266、346页。)当然,就庄子的道家立场与荀子的儒家标准看,他们并不满意墨子的想法和做法;若从人物或学派的理论归纳本身判断,则墨子“节用”观点或思想是颇具影响力的,甚至荀子自觉用其观念来肯定人的能动作为、与天命抗争。

[3] 摘自方克立,李兰芝编著:《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4] 摘自赵保佑等编:《墨学与和谐世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5] 赵保佑,袁永飞:《墨子的节用思想与现代适度消费观简论》,《职大学报》2012年第2期,第15-20页。

[6] 参阅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 参阅徐希燕:《墨学研究:墨子学说的现代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8] 参阅陈克守,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参阅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当代中国学术文库),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37-252、301-302页。

[10] 参阅赵保佑等编:《墨学与和谐世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沈玉梅:《墨子的节用思想及其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启迪》,“摘要”,《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12]刘蕴莲:《毛泽东与墨子可持续发展思想之比较及作用研究》,“摘要”,《传承201122

[13] 参阅[美]沃恩克著,洪汉鼎译:《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页。

[14]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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