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文化互补是一个老问题，在今天提出来，是因为在当前“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冲突中有全新的普适性内容，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有“精英文化”之称，而墨学有“平民文化”之称，秦汉以下，儒学独显，墨学隐而不彰，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缺陷。墨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墨家思想展现的平民主义思想涉及理论的内容特别着重于大众化的福利取得与平民式的自我超升尤具有现实意义，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逻辑学、哲学宗教领域的影响，不可低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忽视墨家思想。当前我们正在解构传统文化，塑造中华民族新的精神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墨家思想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从当前社会现实的发展看，要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必须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必须为政权所接受才能推广，必须为民众所接受才能实行。所以以儒墨文化互补为例，把所谓“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是优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消融西方文化，为今天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文化借鉴的必要方式之一。
首先，有机对接墨家“兼爱”与儒家“泛爱众”。
在墨家看来，“兼爱”思想内涵之一是爱无差等，强调爱人超越血缘（宗法制），超越阶级阶层，打破家族本位，代之以社会本位；打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贫富、贵贱的地位，代之以新的彼此平等的地位，主张一切人皆应兼相爱，即“兼爱天下之人”[1]天志下，特别是“兼爱天下百姓”[1]法仪。主旨就是平等与互爱，即墨子所说:“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1]天志上，“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百姓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天志中。平等相处和互相关爱，是以对基层的、小范围的村社或者手工业者团体的环境的认识为基础，代表的是小生产者的利益，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团体、小团体与更大范围的权力之间等的关系，尤其是对那些饥贫“百姓”、“万民”的关爱，是墨家“兼爱”的追求。儒家讲“泛爱众”和“爱人”，但则与 “仁”紧密相连。 “泛爱众，而亲仁”[2]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颜渊， “泛爱众”是不能离开“仁”的。“仁”由‘礼”来规定，即“克己复礼为仁”[2]颜渊。“礼”的核心是政治的封建关系与家庭血统关系的合一，即家族统治与以贵族统治为基础的贵贱等级划分的合一。“爱人”必须符合并充分体现“礼”，的基本精神—明贵贱与别亲疏。既“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即“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3]中庸。很明显，这样一种以“亲亲为大”的“爱人”，其根本只能是维护和强化等级制。可见其“泛爱众”，是不包括爱那些“怀土”少怀惠”和从事农工劳动的“小人”的。
墨家兼爱在阶级社会虽然有一定的空想性，但更多地表现出人民性、合理性和进步性。虽然儒家的差等之爱满足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普遍需要，但是儒家学派并没有找到解决墨子所指控的那些问题的办法。不管怎样，差等之爱确实会侵蚀社会平等和法律公正的根基，抑制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发育，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冲突和战争。尽管儒墨之争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未能得以延续，但差等之爱和平等之爱之间的紧张状况却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两种爱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模式在今天已经发生了转型，牵涉到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问题、政治法律系统和家族系统的关系问题等。实际上，儒家也竭尽全力想解决这些问题，但失败了，因为他们不可能给同一个道德体系放置两块互相矛盾的基石。通观中国历史，差等之爱的道德原则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并且有着坚实的本体论理念和强大的文化传统做后盾。相比之下，在中国社会实践平等之爱却极其艰难，因为自从墨学式微之后，平等之爱缺乏来自本体论层面和文化传统上的有力支撑。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践平等之爱的困难正是中国人抛弃墨家学说的一个历史代价。如果说墨子时代缺少实践功利主义的条件，封建专制主义盛行，自给自足经济决定了在市场上互利不可能实现，那么今天流行世界的法制、民主、平等精神，则为“兼爱”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气候。历史学家汤因比给予墨子学说很高的评价，他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情感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4]”因此“精英文化”所提倡的推爱的功利性与“平民文化”兼爱的超功利性应有机互补，克服推爱的家族本位，补以兼爱的新的平等观，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的诸多矛盾。
“兼爱”思想内涵之二是在道德范畴中要对等互助互利，即墨子所云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有意凸显爱的现实性一面，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功利范畴的称谓，利在墨子那里主要是指利益、益处、互利似乎并无特异之处。但是，一旦将利与爱联系起来，使利成为爱的助力、谋利等，那么利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味。墨子既不片面宣扬自爱自利，也不断然否定自爱自利，而是讲求“兼”、“相”、“交”，提倡同类项之间（君臣、父子、家国等）的互摄、协调，这才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精要。同时，“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1]兼爱。在这种爱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从而，利不是狭隘的自私、计较、得失，不是应该任意贬低、排拒、批判的对象，而是可以借助、肯定、拥有的现实利益，具有更为开阔的胸襟与气势，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而儒家的以义生利、重义轻利不免就存在一定的真空，比如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墨家交相利肯定儒家比以义生利更易于私营者所接受。家族性经营，虽亲和性高，但用人唯亲，就可能产生裙带资本主义，与现代选贤与能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机对接墨家“兼爱”与儒家推爱极具现实意义。
其次，有机对接墨家“尚贤”与儒家“举贤才”、墨家“尚同”与儒家“畏大人”。
墨子“尚贤”学说是从属于“兼爱”思想的。贤人的标准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1]尚贤下。注重的是“兼爱”下的实际行动；选拔贤才的原则和方法是视德义而举贤，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则下之。[1]尚贤上”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是真正的“尚贤”，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批评了儒家的“尊尊”制度，与前人相比，墨子尚贤思想更为系统化，也更具理论性，打破了旧的贵贱等级观念和传统的亲亲观念，这种主张显然是对世官世禄制度的否定，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强烈的参政愿望及其主体意识的萌生，具有鲜明的阶级特色，显示出深邃的思想文化蕴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当时墨学平民意识的集中体现，道出了平民要求参政的呼声，是有进步意义的。
儒家贤人的标准是“君子”，是学习和掌握礼，并遵照仁、义、礼来完善个人的修养的人，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这就是所谓的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2]雍也，“克己复礼为仁”[2]颜渊。选拔贤才的原则和方法虽然也说“知贤而举”，但是有等级限制的，更要求“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2]泰伯。对于贵族来说，其新族和故旧自然也是贵族。所以，“亲亲”就是“贵贵”，就是对下层劳动者(小人)的排斥，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宗法制。这与墨子的“不党义兄，不偏富贵”[1]尚贤上无法相比，可见儒家的任人惟贤还不够彻底、直接，而墨家的“尚贤”是彻底、真正的贤人政治，突破了“官本位”思想，今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的激烈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任何“任人惟亲、嫉贤妒能”的用人路线和做法，都不利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
墨家“尚同”理想，主要是指以“兼爱”思想为出发点，以“仁义来统一天下”，所为“一同天下之义”，是要求百姓与为政者一致，下级与上级一致。“尚同”，是确保实现“尚贤”的一项重要措施。“尚贤”的目的是依靠贤人治理天下，希望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让贤能之人做各级正首，作为下级的楷模，从而达到社会稳步发展的目的。
儒家“畏大人”思想之“大人”应是所谓与“天地合其德者”，《论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大人”指的是天子、诸候、卿大夫等“在位者”[2]，畏大人”是说，“秉礼怀刑，必无干犯其长上者。”根据是周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严格而又明确的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礼仪和道德规范。要求一切在下者要对在上者绝对服从，不允许居下者“犯上”“作乱”。由此看来，“畏大人”所根据的是周礼，其实质是维护与强化奴隶主贵族专政的等级制。这与墨子的“尚同”是明显有别的。但随着专制体制的发展成了自上而下的集权论思想，扼制了民主的发展。而墨家“尚同”理想从基本内涵是自下而上，逐级嗣一思想和行动，在集中的指导下发扬一定程度的民主，这里基本反映了墨子主张集中统一的集权论思想，但也反映了墨子作为“农与之肆之人”的代言人反映的民主呼声，他主张尚同，但并不主张在下者无条件地服从在上者，同其上的前提条件是：在上者必须是大家公认的贤者，而且必须了解下情，顺从民意。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墨子尚贤思想中的任人唯贤主张，重视人才观念，选贤任能管理国家公众事务的理想完全可以变为社会现实；
墨子尚同思想也照样会使人以有益启迪，各级党政官员既然是人民的公仆，就要树立良好的官德，以自己的优良品行和实际行动，为世人百姓树起楷模影响和扭转社会不良风气的好转。当然，最根本的是要在以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全面建设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第三，有机对接墨家 “ 非攻 ” 与儒家的和合理想。
墨家“非攻”以“兼爱”为其理论基础，要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1] 非攻的理想社会。是墨子为解决当时国家之间矛盾，实现其理想的必然结论。“非攻”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代表了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下层人民，是人民的理论。“非攻”还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在制止战争、减轻人民痛苦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作用。从“兼爱”的意义上看，“非攻”也可称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先导。儒家的和合理想是其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价值目标的追求，为达此目标，而经诸多中介环节，以达天人、主客的和合统一，其更多地是体现在人的终极关怀上，在当今时代缺乏一种来自于传统的实践借鉴。
墨子则更多从制止战争、减轻人民痛苦、作战防御的实践角度去探讨。形成了较完备的“非攻”与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征，虽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世界的现实仍存在“大攻小、强执弱、富侮贫”的局面，世界性的大战很少，但局域性的非正义战争还不断发生。因此，墨家提倡的“非攻”、“救守”仍有其现时代意义。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我们不主‘和平主义”者，在当今存在着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的世界，发达国家欺压、剥削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就要积极吸取墨家的“非攻”、“救守”的思想主张，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原则，以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今时代战争本身的主要物质条件，均以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因此，重视和加强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非攻”、“救守”的主张，就是以技术的研制和应用为前提的。所以说，墨家重视技术在积极防御战略中的应用，至今对我们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意义。墨家重视技术在军事中的巨大作用，但却不是技术至上的崇拜者，而是把兵士的素质和能力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这也为今天的现代战争具有较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为走好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兵之路有一定的启迪价值。
第四，有机对接墨家“节”与儒家的“俭”。
墨家代表广大平民阶层的利益，其宗旨在于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依准兼爱的整体性原则，凡此主张的实行，皆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墨子从人类必须依靠劳动生产才能生存的观点出发，把生产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丰富提高到了内政、外交、军事等取得成功的基础的地位，具有保护劳动力、改革政治、发展生产的进步意义。儒家的“俭” 有对礼的约束， 更多地是体现在俭以养德的道德价值追求上，是站在 “大人” 的立场上而言的[5]。
墨家思想更重视的是广大平民阶层的“强本”， “强本”墨家基本的经济生产观。“节用“思想是墨家思想的基本经济观，在整个《墨子》中专说节用和涉及节用的篇章很多，墨子把物质生产和节约消费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讲，他看到了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他认为节用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他反对任何过渡消费的奢侈行为，反对厚葬久丧和大办音乐，墨家力倡俭节节用思想和消费观念，对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倡俭节、用尚俭，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墨学强本节用思想相联系的是墨子的合理分配思想，墨子强调人人生产，反对不劳而食，不劳而获。其“赖其力者生”的思想是非常精辟的见解。他企盼一种在人人都劳动的前提下实现一种公正平等的分配制度，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当然这种思想是原始、朴素的按劳分配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从墨家关于分配的经济思想中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既讲公正又是反作用于生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今天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前提下，在各种分配形式并存在局面前，在社会上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日益扩大，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成为世界之最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从墨家按劳分配的思想中寻找一些文化启示呢。社会发展同时依赖于效率与公平，只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出现偏差。在人人都劳动的前提下实现一种公正平等的分配制度，这是有机对接墨家“节”与儒家的“俭”的现实意义。
总之，现代中国需要科学、公利、互利、民主、平等、公正、法制、进取、改革精神，这就要有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要求必须重视平民文化，打破文化知识垄断，使文化回归于平民阶层中。需要将利与爱联系起来，使利成为爱的助力、贤人政治、以“兼爱”为理论基础的‘和平主义”、“强本节用”的经济生产观都是以人为本的平民文化，因而，文化内核中的继承性要求在当今时代，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共生共存，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和合而成。在当代中国既要破除“精英文化”的垄断，也要肃除民间文化中的糟粕，应去除“平民文化”的空想性、非现实性，把它与“精英文化”的普适性内容有机整合，应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思想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刘宝楠.论语正义[M]. 上海: 上海书店,1986.
[3]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
[5]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Discussion on the Organic Joint of Elite Culture and Civilian Culture
--- A Case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complementing mutually
XUE Bai-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rue,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Jilin,136000,China）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d been related to Confucianism,which has been called “Elite Culture”.Mohism is known as“Civilian Culture”.Mohism has impacted deepl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Mohism has the influence that can’t be underestimated on politics,economy,military affairs,science,logic and philosophy of religion. On the organic joint of elite culture and civilian culture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alism.it will be the necessary way to offer the thought culture references for pres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for on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a's culture and the blend of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Elite Culture;Civilian 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Complementing Mutually; Organic Joint
